西方数码艺术理论具备与传统艺术理论不同的特色。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看看西方古典文论与数字化语境的关系。以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的理论为例。在古典美学中，亚里士多德所提出的关于情节和故事的定义奠定了叙事的基础。根据他的看法，情节应该是个有开端、中部和结尾的整体。这一原则受到了超文本理论家的质疑。按这一领域中最负盛名的美国布朗大学教授兰道的说法，超文本使固定的顺序、确定的首尾、随之而来的统一性和整体性的知觉都成为问题。澳大利亚莫那什大学斯奈德也认为：超小说唤起对亚里士多德传统中的关于情节和故事的最重要的基本点的质疑。超小说不仅质疑亚里士多德关于开端和结尾的观念，而且质疑他关于已完成的作品中各部分之顺序和整体性的假设。超小说明显将线性组织抛在一旁。虽然线性体验并不会随同超小说一起消失，但是，叙事板块不是按翻页、前行的方向逐一呈现的。超小说空间是多维的，理论上是无限的，它的一套可能的网络链接是固定、可变或随机的。读者可以通过选择穿越迷宫的道路来做出自己的贡献。更为活跃的读者可以引入新的因素、开拓新的路径、与人物甚至作者互动。这种质疑体现了数字化语境与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冲突的一面。
尽管如此，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在数字化语境中并非没有生命力，美国计算机专家劳雷尔在构思交互性叙事系统时（1986），就从中汲取灵感。该系统让人类用户得以作为人物参与实时交互性戏剧。为此，系统必须有能力理解言语、行动及用户-人物的目标，明确表述与上演有趣的情节。劳雷尔将亚里士多德戏剧理论当成交互性叙事系统的组织原则，，探索了它在科研、娱乐与学习上的应用。在《作为戏剧的计算机》（1991）一书中，她详述了亚里士多德戏剧理论与交互性叙事系统的关系。我们还可以将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在数字化语境中的应用追溯到更早的时候。20世纪60年代，贝尔实验室工程师克吕伯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地看到了艺术与技术的结合的潜能。受亚里士多德融艺术与科学于一炉的“技艺”观的启发，他提倡艺术家与工程师同样活跃地参与艺术作品的创造，牵头创办了艺术与技术实验公司，鼓励艺术家和工程师在跨学科领域中合作。克吕伯的工作有着与日俱增的意义，因为艺术与技术整合的观念已经同化于当代艺术。在数字化语境中，西方古典文论中的比喻同样经常被援引，像柏拉图（约前427—前347）的洞穴比喻就是如此。媒体艺术家桑丁、工程师德凡蒂在设计与建造洞穴自动仿真环境时，就将它所带来的沉浸性体验当成柏拉图的洞穴比喻加以扩展。2000年，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的科特瓦尔写作了博士论文《虚拟现实在戏剧与电影中的变体：通过艺术与技术显现的真实与幻象》。作者认为：当技术时代使得虚拟现实成为流行语之汇时，它的哲学前身至少可以追溯到柏拉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