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维铮被公认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化史、思想史、学术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也是促进国际学术交流合作的先行者。
朱维铮著述很多，生前分散在多家出版社出版。2018年初，中信出版社获得先生著作的大部分出版权，这是朱维铮著述首次有规模集中出版。
本报特编发著名学者傅杰先生的回忆文章，以为纪念，以飨读者。
第一次见面没说上话
第一次见到朱先生是1986年6月。
当时我是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的硕士研究生。浙江从省政协到杭大等多家单位联合举行章太炎逝世五十周年纪念会暨学术讨论会，我的导师姜亮夫先生从清..学研究院毕业后，在沪上又问学章门，我去参与会务。
那次并没有跟朱先生说上话，只记得他的报告是论晚年章太炎的。他闭着嘴都不是混在人堆里就找不着的主儿，何况开了口？所以给我留下的印象深刻，持论则精悍有力量，模样则凛然有傲色。
硕士毕业后，我留在古籍研究所担任亮夫师的学术助手；同时应郭在贻师之命，接任他在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的训诂学课。当年的学生、现在已是浙江大学中文系文献专业负责人的陈东辉至今仍清楚地记得我在课堂上向他们推销《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并说虽然二书后出的版本甚夥，但他现在给学生首荐的，也还是朱先生的校注本。
“维铮”是王元华先生常提起的名字
再见到朱先生，已是六年后了。
1992年秋，由亮夫师推荐，我到元化师..的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就读，成为元化师最后一个博士研究生——而朱先生正是“王府”里常见的座上客。
“维铮”是元化师经常挂在嘴边的名字。比如正谈着自己对某个问题的看法，元化师会突然..一句：“这个可能维铮不一定同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