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少阳：《鼎革以文——清季革命与章太炎“复古”的新文化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4月出版，481页，78.00元。
依笔者愚见，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领域存在的一个现象，可能就是许多研究对象所留下的论著，在今天的史学视域下，只有史料的意义，而无思想的意义。西方学界对卢梭、康德、黑格尔、马克思、韦伯的研究，常从这些先贤的论著中阐释新的思想与学说，丰富对于历史与现实的理解，使之成为今人思考内外局势的思想资源。之所以如此，大概是由于在彼辈看来，未来的道路还需要多重角度的探讨，先贤的思想当中蕴含着许多思考未来新的可能性的因子。与之相对，近代中国许多能称之为思想家的人物，在当下的史学风气里，大概只能成为在史料意义上被解析的对象（也许只有胡适除外）。比如分析他们的文本中，哪些是“因袭”“套用”某一种东洋书籍里的观点，或者是根据其所留下的片段记载，去考订其人某一段或许对其思想主旨之形成并无太大影响的生平经历，借此凸显“学人风范”。如此这般，未尝不可。但这里所暗含的一个潜台词或许便是：历史终结后，我们已经不用再思考一些“大哉问”的议题了。在这个意义上，政治学、国际关系领域里的“历史终结论”或许早已破产，但在人文领域里历史观的形塑，却多大程度上依然受此影响呢？古人云：“所过者化，所存者神。”又云：“百姓日用而不知。”此之谓乎？
章太炎
就此而言，章太炎的思想在今天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比如在总体文化观上，章太炎主张“中国之不可委心远西，犹远西之不可委心中国也”（章太炎：《国故论衡·原道》，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107页）。中国的学术，可以在充分被继承、阐发的基础上，与域外学说展开平等对话，互通心得，但决不能以域外之论为标准来裁量中国传统，交流与攀附之间实有巨大的差别。在分析世界局势方面，章太炎认为十九世纪以来甚嚣尘上的“文明论”话语，其背后乃是替近代西方列强进行帝国主义扩张做文饰之辞，“文明论”的实质并非“文明”，而是武力与侵略。在制度设计上，章太炎质疑近代的代议制是否真的能代表广大平民的利益，思考资本与权力的结合将造成怎样的危害，探索如何才能设计出一种既符合中国广土众民、地域发展极不平衡之现状，又能保障大多数人民基本权益的制度。他不像同时代以及后世的许多人那样，迷信近代西方的各种制度乃亘古不变的真理，而是从平民而非资本、权贵、精英的立场出发，深入探究在中国实现名副其实的民主与平等之基本条件。钱基博曾言：“世儒之于炳麟，徒赞其经子训诂之劬，而罕体会体国经远之言；知赏窈眇密栗之文，未能体伤心刻骨之意。”（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载《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钱基博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94页）在近代因国弱民贫而对域外低声下气的情形下，章太炎的许多观点自然难以被认真对待。但今天的中国，应该有条件、有底气去接续章太炎当年的思考，丰富中国本土的思想话语体系。抚今追昔，章太炎虽已辞世多年，但今天确有形成一种“章太炎主义”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