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能从我的生活的角度来理解的第二个问题关系到现在给予我荣誉的这个国家。对丹麦人民及其政府解决纳粹征服欧洲所带来的极危险的问题的特别方式，我一直感到赞叹。我常常想，5应该要求任何一门处理权力和暴力关系的政治科学课程来学习这个异乎寻常的故事（对于它你们当然比我更熟悉），这些政治科学对权力和暴力的惯常等同不仅是政治理论也是政治实践的最基本的谬误。对潜在于非暴力行动中的巨大力量，对拥有强大暴力手段的敌人的抵抗中的巨大力量，你们历史中的这段插曲提供了极富教益的典范。而由于在这场斗争中最壮观的胜利关系到“最后解决”的失败和丹麦国境内几乎所有犹太人的拯救，无论他们来自何处，无论他们是丹麦公民还是逃出德国的无国籍难民，因此，那些作为灾难幸存者的犹太人感到他们以某种特殊的方式与这个国家有关联，这看来确实非常自然。
在这个故事中我发现有两件事特别令人印象深刻。第一件是这一事实，即战前的丹麦曾不恰当地对待其难民；它同其他民族国家一样拒绝难民入籍，不允许他们工作。尽管没有反犹主义，作为外国人的犹太人也不受欢迎，但是，到处不受尊重的庇护权显然被视为神圣的。因为当纳粹最初命令将那些无国籍者，即已被纳粹剥夺国籍的德国难民引渡时，丹麦人解释说，因为这些难民已不再是德国公民，所以未经丹麦同意，纳粹不能处置他们。第二件，尽管在纳粹占领的欧洲有少数几个这样的国家，它们通过欺骗或圈套拯救了它们那里的多数犹太人，但我认为丹麦人是惟一敢于在这件事情上向其主人控诉的民族。而其结果是，在公众舆论的压力下，既没有武装抵抗的威胁也没有游击策略的威胁，这个国家的德国官僚改变了主意；他们不再固执，他们被他们最鄙视的东西，即自由而公开地说出的言说制服。这从没有在其他地方发生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