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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夷地区出土青铜竿头饰研究(6)

2018-05-25 23:11:52 网络整理 阅读:89 评论:0

附记:本文为四川大学学科前沿与交叉创新研究项目(重点课题)“秦汉帝国对西南边疆的开发与治理---以大凉山腹地为例”资助成果之一。本文初稿完成后,得到黄伟、代丽鹃、杨勇等师友的批评建议。四川大学考古学系部分硕士研究生提出意见,促使笔者在修改过程中对相关问题的思考进一步深入,特此致谢!

作者:赵德云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系

在上述发现中,有数件带有铜竿或木竿,为考察青铜竿头饰的整体形制与功用提供了重要信息。江川李家山M22:21、M23:16,竿头饰下接铜竿,通体圆柱,竿头铜人跪坐于鼓形座上,前者通长125、直径1.8、人高12厘米。祥云大波那M1出土的一件,空心,上粗下细,竿头饰另外铸成二豹相抱之状,纳入竿心,可以拔脱,通长125、直径1.3厘米。盐源采集一件,由九节直径相同的圆管组成,每节长35-39厘米,管与管之间用木棍相连接,竿首一节顶端为一圆盘,圆盘上立一巨喙高冠翘尾的雄鸡,圆盘背面有四个半月形镂孔,四缘各有一钮,钮上挂一圆牌形挂饰,竿身满饰阴刻的小鱼纹,通长134.8、直径1.4厘米(图二,1)。昆明羊甫头M113:2,木竿铜竿头饰为一跪坐鼓面的侍女形象,高6、木竿残长38厘米(图二,2)。此外,弥渡苴力石洞山M3出土二件,鸡形竿头饰下90厘米处有二件圆锥状铜,中有朽木相连,可见完整的木竿也有用铜的。童恩正将滇西北横断山区的石棺葬与滇西高原划为一个亚区,认为其族属系系民族,大致相当于汉代的巂、昆明。罗开玉沿用之。陈祖军将本区石棺墓划入横断山区的“扎金顶文化”,可能与文献记载中的巂、昆明有关。郭继燕则划为云南地区石棺葬的“中甸区”,并指出本区石棺葬与云南其他区域(元谋区、祥云区)有较大区别,而与相邻的川西高原石棺葬有较多相似之处,罗二虎将本地石棺葬划入“扎金顶文化”,但内涵与陈祖军有差异,并认为它们可能是包括白狼、木、唐等在内的“蜀郡徼外夷”。我们认为,滇西北横断山区的青铜文化,与滇西高原的文化面貌差异很大,应属于不同的文化区,而与川西高原澜沧江、金沙江上游地区的考古发现关系更为密切。至于族属,由于资料尚少,还不好确定,不过与白狼、木、唐等“蜀郡徼外夷”的关系可能更为密切。根据发掘者的意见,盐源青铜文化器物虽可分为A、B、C、D四组,显示了多元的文化特征,但目前仅有A组在盐源的器物独具特征,是盐源青铜器的核心部分。关于其族属,发掘者从生业和社会的角度分析,并结合文献记载考订为人,从目前的资料来看是合理的。尽管区域性特征鲜明,但青铜竿头饰分布的四个区域,共同的特征在于“动物意匠”(Animal Style)发达,暗示这四支青铜文化在来源、族属等方面具有较密切的关系。而西南夷中南部的夜郎、邛都以及北部的徙、冉、白马氐等族群,学术界对他们活动的大致范围已有基本的共识,目前尚未发现竿头饰,“动物意匠”也极少见。过去学术界探讨西南夷内部不同的来源、族系等问题时,均未注意这一点。限于主题和篇幅,这里对此问题不拟展开,容另文探讨。在春秋战国墓中已经发现有鸠杖实物,说明鸠杖至少应始于两周时期。先秦时期鸠杖的发现,有江苏丹徒北山顶春秋墓、丹徒青龙山春秋大墓、浙江绍兴漓渚镇、湖北荆门郭店一号楚墓等,似乎主要流行于长江以南地区。1959年,甘肃武威磨咀子汉墓出土鸠杖三件,其中M18出土鸠杖上缠有木简十枚,即所谓“王杖十简”。两汉至南北朝时期的鸠杖多有发现,汉代画像石刻于老人手执鸠杖的场景也多有刻画。从图像资料和出土实物看,尽管部分有用青铜制作鸠形杖首的例子,但更多的是通体木质,鸠鸟腹部有一穿孔,以纳木杖,与青铜竿头饰以銎纳竿的方式完全不同;通长约2米,执握杖之中上部。而西南夷地区的竿头饰,尽管鸟类形象占一定比例,但形象复杂,难以用鸠杖涵盖。另外,两件有明确尺寸的器物,长约1米,且有的下部还有,使用方式和鸠杖显然不同。因此,二者判然有别,不能混为一谈。西南夷地区的青铜竿头饰既非助行和作为尊老象征的鸠杖,也与象征权力的权杖无涉,那么,它们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究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关于这个问题,尽管文献无征,相关考古资料亦不多,但还是有一些迹象可寻。图像资料中可以确认的竿头饰,仅见于石寨山出土的一件刻纹铜片M13:67,长方形,上方有一圆孔,残长42、宽12.5厘米。用横线划分为若干栏,残存四栏,其中第三栏最上方为一铜鼓形竿头饰,銎部刻画四个人头纹(图一〇,4)。林声指出此刻纹铜片刻画的内容为图画文字,是对财富的登记和记录,铜竿头饰为一完整铜杖,疑为某种..用物。易学钟认为,这件器物用直观的形象和不同数量,分段刻记了一笔笔祭祀聘神时所执的聘礼和牺牲,第三栏最上方刻划的是铜针筒。张增祺认为此为专为死者开列的特殊随葬品清单,也可以说是随葬品的代用物,而第三栏最上方刻划的是装钱的容器。最近樊海涛认为这件铜片是黏在漆木箭背面的背板,其上内容是讲述墓主生前的功绩,第三栏最上方刻划的是针筒。装钱容器的说法,并无依据,而针筒在滇墓中出土不多,主要是李家山墓地出土的六件,均子母口,盖上与器身各有两耳,互为对称,与铜片上刻划的特征不符。我们同意发掘报告的判断,其应为青铜竿头饰。事实上,本文划分的AB型竿头饰中即包括这种形制,M13也恰好出土一件。而从整体内容来看,张增祺认为其是随葬品清单的看法最近事实,可以将其视为不同形式的“遣策”或“物账簿”。这提示我们,竿头饰应与丧葬礼仪有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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