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永刚
正如涂尔干所设想的，现代人之所以能够和平相处，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因为有对“普遍个人的赞美”，对“苦难的同情”和对“正义的迫切渴望”。可是，这些道德情感促成和平与安全的同时，也导致了冷漠与无情。
随着城市化的进行，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慢慢解体，大量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人们在城市中的聚居，村落式的熟人社会在城市里犹如一滴墨水滴入汪洋之中，消失殆尽，基于私密、理性、陌生人共存的城市生活方式成为主宰。费先生所说的“熟人社会”，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革……
时代都承认每一辈人是美丽的，是胸怀理想的，是有着改天换地的情怀的。广场舞就是人们给这个时代的最好的解释。每到傍晚时分，整个所有的广场上就欢声四起，鼓乐震天…广场舞“大场面”的组织形式充当了一种强化机制，能够放大广场舞的物理音效和“舞者”的表达性需求。群体组织形式中尽情表达了一种群体性兴奋，并意外地建构了一种真实的“共同存在”，成为一种时代的隐喻，即个体化时代的群体性兴奋。突然流行并具有经久不衰之势的广场舞，在某种意义上，是对市场经济下的个人主义和快速城市化带来的碎片化邻里关系的一种反抗。
以生活经验来判断，老人和孩子是社区生活中最大的公约数，很多的社区交往能够开展，都是以这两个群体为突破口的。借助广场舞，一点点甩掉孤独。结识老乡、邻居、舞伴，开始和听不懂在说啥的陌生人交朋友。微信、跳舞，感觉在这座城市找到了归属感。宪法第22条规定“国家发展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学艺术事业……开展群众性的文化活动。”自我参与、自我娱乐、自我开发广场舞，不仅仅是锻炼身体，打发时间，亦可调节精神、宣传教化、普及知识、团结凝聚。但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的嵌入越紧密，张力也越大。公共生活越界，私生活不胜其扰…当广场舞的发展从小众到大潮，“扰民”和“占地”问题也显得十分重要。正如人民日报评论称:“广场舞，在成为“草根”文化亮点的同时，也成为公共生活的痛点，更成为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空间拉锯战的缩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