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否认，广场舞有合理性。但问题是合理性不等于理性，更不等于公共理性。罗尔斯认为，合理性强调特定利益追求的正当性。而理性则是公共的。理性则是以公共领域内人们彼此的尊重公平合作为前提的。只有公共的理性才能创造公共社会。退一步讲，如果广场舞是理性的，那也只是非公共理性，而不是公共理性，因为它的适用范围是特定群体。罗尔斯认为，公共理性的主题是公共的善和基本正义。在中国的语境里，公共理性应该是全体公民共同的价值观。在分析广场舞的问题上，，我们不能混淆合理性、理性和公共理性。否则，就会陷入两难，无助于问题的解决。承认公共理性，认同共同的价值观时，离解决问题就不远了，否则就会陷入冤冤相报的同态复仇。
同时，城市公共空间的设计与居民公共休闲空间需求相背离，城市变成毫无人情味的呆板空间，而不是大家需要的、舒适的、和谐的居住与休闲家园。民众说期待的人性化、大众化、便利化及休闲化的公共休闲空间，应当是体现包容性和人性关怀。而现实生活中却背离了这种观念，设计理念上过分追求仪式感，对人性和人的行为考虑得比较少，市民也只好凑合着用，在并不适合人的需求的公共空间内进行休闲活动也是一种无奈之举。当设计的质量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时，在公共空间跳广场舞就成为市民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尽管城市的天空和宁静是属于所有公民的……
索福克勒斯曾说过：谁也不会像老人那样热爱生活。作为年轻人，我们不可能知道老年人的想法和感受。或许对他们中的某些人来说，无法想象生活中没了广场舞会变成什么样。暂抛开其引发的多重社会效应和多种不同的评价和议论，综观其产生发展过程可发现，广场舞能够给中老年人带去运动与欢乐，这种聚合式的活动，同时会是减缓中国城市病的一个出口：交流、熟识、协作，最后甚至组织化。
好多舞团已经形成了固定的组织团队。这些舞伴其实一开始可能也都是陌生人，但通过广场舞而聚拢到了一起，特别是在社区内或周边的广场舞，往往让周边的邻里邻居走出了单个的天地，开始“去陌生化”了。并且，自始至终都体现着一种人文本质和人文精神、蕴涵着一种人文目标和昭示着人们对社会生活的幸福程度的观感。
人们需要的不是一个碎片化拼接的、孤独的个人或小共同体组成的孤岛式社会，而是一个有着积极参与的公民社会。广场舞在某种意义上现实的改变了“陌生/原子”的格局，影响了国民人格塑造和社会发展面貌… 也称得上宪法所讲的群众性文化活动的意外惊喜吧。
2018.8.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