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他的印象，就是四个字：谦虚勤奋。”曹锦炎说，汪老师有个特点，就是知识全面，方方面面都喜欢学，，也学得快。他考古在行，研究陶器很厉害，书画又很强，对文物又有研究，这非常适合博物馆工作，而且文博系统这样全面的人非常少。
“但他非常低调。对于这些优势，他常说自己，学了个皮毛而已。事实上，他的书法是跟沙孟海先生学的，写得非常好。他的书法功底，在工作之外挤时间练的，靠的是用功。可是，他既不加入书协，也不参加任何活动，也不给人写字，几乎不太有人知道他。要是换了别人，早就成名家了，可是他呢，从来不宣传自己。”
从田野考古到博物馆
他一心只做学问
2013年的那次采访，记者印象很深，汪先生住的仍是上世纪80年代的老房，白墙斑驳。先生的长相，斯斯文文，甚至有点“秀气”，说话也很温和，但那次采访，两个小时，先生的坐姿几乎没有变换过，双手紧握，搁在膝盖上，“我这是假膝盖”。他拍拍腿，又指指心脏，“这里也装了起搏器”。你很难想象，他曾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1953年冬天，转业干部汪济英被分到文管会调查组，沙孟海是组长，搞田野考古。研究组组长是朱家济先生，保管组组长张任政，是王国维的学生。还有个图书资料室，组长是陈训慈，是陈布雷的弟弟。
“其实，我是很喜欢文字学的，对书法很有兴趣。沙老就建议我多看看甲骨文、金石方面的书，像《甲骨学商史编》。”
在文管会，野外考古是重点，他参与了良渚遗址的试掘，也参与了河姆渡遗址最初试掘，但由于服从上级安排，工作频繁调动，他不得不退出了随后的正式发掘，乃至整个考古生涯。上世纪70年代后期，汪济英成为浙江省博物馆历史组副组长。河姆渡试掘，成了他最后一个野外考古任务。那之后，他把所有的考古笔记，全当废纸卖了，“当时有些伤心，因为再也没机会搞我喜欢的东西了，我想算了吧。但我不后悔，后来人总会做得比我更好。”
1980年年底，汪济英成为浙江省博物馆副馆长，负责展览陈列工作。从打扫、搬橱柜、提展品，到展出、写文字说明，他一人包办。对于自己的“杂”，他有些自嘲，“这个也懂点，那个也懂点，也不是好事，都不懂，那反倒好了。当然，搞书画，我还是有兴趣的。所以，我就把兴趣，从考古转到书画上了。
他自谦，说他一辈子，没做什么有意义的事情，宁愿回到60年前，在文管会，跟着沙孟海、朱家济学书法、考古、评诗论文的日子，“很专注，很单纯。”
先生家正堂挂着一幅字，是沙孟海先生的书法——于谦的《石灰吟》。汪先生说，他最佩服于谦，因为气节。这份气节，也留在了他的生命里，“我还是想做学问，孤零零也不要紧。”
在5年前的文章中，记者曾写过一句话：“当年文管会的成员，只剩下汪济英，以及曾经上过《文脉》的牟永抗老人。”
如今，两位最后的守护者，也都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