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过往“成功学”逻辑下的汉初叙事过于深入人心，“休养生息”的故事甚至上溯到了汉兴之初，将“田租十五税一”置于刘邦时代，根据就是《汉书·惠帝纪》中的记载：减田租，复十五税一。
这是汉惠帝继位时施行的一条“善政”，一般的看法认为，既然用了“复”字，则之前一定施行过该税率，也只能是汉高祖时代的旧例，并以《汉书·食货志》中的记载为佐证：天下既定，民亡盖臧，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上于是约法省禁，轻田租，十五而税一，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而山川园池市肆租税之入，自天子以至封君汤沐邑，皆各为私奉养，不领于天子之经费。漕转关东粟，以给中都官，岁不过数十万石。孝惠、高后之间，衣食滋殖。
不过很有意思的是，《史记·平准书》也有类似的表述：
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量吏禄，度官用，以赋於民。而山川园池市井租税之入，自天子以至于封君汤沐邑，皆各为私奉养焉，不领於天下之经费。漕转山东粟，以给中都官，岁不过数十万石。
加粗段落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原文，主语却变了，《汉书》中是汉高祖，《史记》中则是孝惠、高后，在这个问题上，《史记》文字在前，相同表述的指代对象，自当以《史记》为准。
哪怕是退一万步讲，高祖时代确实曾经施行过“十五税一”的田租，汉惠帝时的“复”，也说明这个政策并没有一直坚持，而是又调高了，真正开始施行这个“薄赋”的，还是汉惠帝。
毫无疑问的是，“十五税一”相对于简牍所见的秦朝田租（见本文附录）明显减少，但汉高祖时代实际施行的“十税一”还要超过秦朝统一后的“十二税一”。这都从侧面证明了，所谓汉高祖时代开始“休养生息政策”是不恰当的，更是司马迁这个汉初人不乐意给刘邦脸上贴金的根由所在，反倒是班固这个200年后的东..更乐于传播从汉武帝时代开始塑造的“儒家化”的“汤武革命”故事，并虚化政治不正确的“惠帝、高后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