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辉）说起中国的历史，我们可以自豪的说中华有五千年的文明历史，中国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有着悠久的文明史。但在西方历史学家，只承认中国从商朝开始的3600年的文明史，而被中国人普遍认同的夏朝，因为无法找到夏朝的文字和夏朝的都城，而无法被西方历史学家所认可。虽经过历代相关人士的不懈努力，发现几处与夏朝时期相关的文明遗址，但对夏朝的国都位置与遗址，迟迟不能做出定论，使得夏朝的文化历史地位，无法得到有效的确认。
虽然经过各方努力，近些年也发现了几处可能是夏朝国都的遗址和文化遗存，但因为其天生的缺陷，无法得到完全确认与认可。这种缺陷与争议之处 ，表明了这几处可能的夏都遗址，都缺乏充分的证据条件与作为夏都的要素，经不起各种情况下的质疑。长期在这几处遗址中的探讨、求证，影响了后代人士对夏都地理位置的判断与思维，阻碍了夏都问题的彻底解决，影响了中国文明史在历史中的地位与权威。
因此，我们必须抛开长期形成的惯性思维与认识，重新考量思考关于夏朝都城的问题。笔者之所以提出如此观点，是因为对中国文明发展史的认识，长期以来形成一种定性思维，一直将中国文明早期的发展区域定位为中国中西部地区，忽视或回避了东部地区和淮河流域在中华文明启蒙阶段的重要历史地位。
笔者认为，陶器与蚌器的使用是古人类走向现代人类的标志。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陶器的普及使用，解决了古人类对获取到食品的加工与食用问题，任何食物有了陶器的水煮加工，食用起来就比较容易，现代人食用的钢铁锅具实际上只是远古人们使用陶器的替代品而已。蚌器，可以说是古人们随手可得的刀具，取材容易再加工简单，解决了人们对食物的切割与加工问题，现代刀具也基本是这个功能。锅与刀是人们生活的基本用品，可见陶器与蚌器的使用，对原始地区生产力的发展作用是相当的巨大。在蚌埠市双墩出土的七千三百年前的大量陶器与蚌器，表明淮河流域在七千年前已经具有高度的生产力水平，其文明程度相对其他地区要成熟许多。因此，笔者认为，四千年前的大禹在涂山地区会盟万国部落，绝不是件偶然事件，必然与涂山地区的生产力水平关系密切。
对于已形成的几个关于可能的夏都遗址，笔者不再复述，以免误导大家的思路与限制人们的思维。如果有充分的证据与重要线索的话，相信现在夏朝都城遗址的问题应该早就可以解决了。为了重新建立新的思考思路，解决夏都的问题，我们需要首先大概了解一下夏朝的基本历史，以下段落来自权威网络信息，应是历史学家认可的对夏朝的基本认识与严谨陈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