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对章太炎而言，思考国家制度问题并非仅是基于文化上的传承。他指出制度建设应和中国最基本的现实国情相符，在中国广土众民、地域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条件下，如果轻率践行代议制度，能够被选为议员的很可能是地方上的豪右富民，他们不会真正代表民众的利益。最后，章太炎在《代议然否论》一文里尝试设计一套他理想中的制度，希望真正体现人民民主，而非成为新的压迫工具，应代表最广大民众的根本利益，克服近代资本主义政经体制的诸弊端，让民权思想得以名副其实地在中国生根，同时促进国家统一，维系政治认同。这同时也是在对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等现代性因素的深刻批判。进一步而言，章太炎在思考中国的制度问题时，时常援引法家的思想遗产。如果按照梁启超的说法，商韩之术真的和马基亚维利之间有可比性的话，对比一下二十世纪西方关于马基亚维利学说的丰富阐释，比如共和主义视角、激进民主视角、批判现代性视角，中国学界长期以来对于法家的理解，基本不出“专制”“愚民”“权术”“冷酷”等单调的话语。因此如何认识章太炎对法家的阐释，或许也是理解他看待中国传统与现代性的重要因素。例如章太炎在《秦政记》一文里借用韩非的“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来分析秦政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促进了社会流动与政治平等。而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主题之一，便是如何让底层被压迫的人翻身解放，将其锻造为新的政治主体。笔者初读此书，看到“文”字，不禁想起了孔子的文质之论。虽然“质胜文则野”，但“文胜质则史”。理想的状态应是：“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因此，除了“文”之外，“质”在近代以怎样的形态呈现，在章太炎身上有怎样的体现，或许同样不可忽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