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越历任散骑常侍、尚书右仆射、侍中、司空兼中书监等职，册封东海王。他在八王之乱后期逐渐把握朝政，拥立晋怀帝后加倍毫无所惧，最终死于公元311年，追谥孝献。
晋惠帝是司马越杀的吗？
关于晋惠帝是否是司马越毒杀的，史无定论，但以史籍记载的其时状况不难发现，司马越有极大嫌疑。首先，司马越此时方才秉政，容身未稳，必对惠帝严加掌握。若非他所指示或未经他赞成，恐无人能亦无人敢做此大事。其次，皇帝中毒而亡，非统一般。司马越若非凶手，定要大兴缉查，以提高本身的声望，至少也会有所透露，以避免人们对他的猜忌。而事实上他对缉查凶手之事竟只字不提，这种错误情理的静默恐是心虚的示意。
若何评价司马越
石勒：“此人乱世界。”
王夫之：“司马越出屯于项，非无策也；其败，则越非济险之人，外为苟晞所乘，而内任王衍以偾事耳。刘聪、石勒绕雒阳而南侵襄、邓，使晋君臣兵庶食绝援孤，画雒而困，其必蹙以待尽也无疑。重兵屯于外，则聪、勒进而越拟厥后，必不敢凭陵而遽通三川。故苟晞内讧，越死，众无主，王衍不敢任事，尔后聪始决起以犯王都。越之出屯，不是认为越罪，明矣。雒阳之孤危，越不克辞其责；其失也，在秉国之日，不克推诚任贤、辑和东南、以互相夹辅，一出而无有可倚者。山简纵酒自恣而忘君父，苟晞挟私争权而内相攻夺，张骏所遣北宫纯之一旅，且屡战而疲矣；怀帝又恶越，必欲灭越而不恤，自龁之，还以自毙；越之处势如斯，亦安得不郁郁以死而以溃哉！”
蔡东藩：“司马越出兵讨勒，以行台自随，所有王公大臣，多半带去，仅留何伦李恽，监守京师。彼已居心叵测，有帝制自为之想。能胜敌则迫众推戴，还废怀帝，不克胜敌，即去而之他，或仍回东海，据守一方；如洛阳之留存与否，怀帝之平安与否，彼固不遑计及也。无如人已嫉视，天亦恶盈，内见猜于怀帝，外见逼于苟晞，卒至忧死项坡，焚尸石勒，穷其罪恶，杀不堪辜。然妻离子戮，终至绝后，厥报亦惨然矣。”
《晋书》：“东海荟萃联盟，创为义举，匡复之功未立，欺侮之衅已彰，罄彼车徒，固求出镇。既而帝京寡弱，狡寇凭陵，遂令神器劫迁，宗社推翻，数十万众并垂饵于虎豹，三十六王咸陨身于锋刃。祸难之极，振古未闻。虽及焚如，犹为幸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