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了了《盐铁论》的主线后，我们分别从各个专门史的视角再来谈一谈读《盐铁论》应该注意的要点。
从政治史的视角看，盐铁会议有两重意义。第一，贤良、文学是汉武帝“尊儒”的结果。武帝即位初期有尊崇儒术之意，罢所举贤良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者，又立五经博士，并为博士置弟子，以经术为出仕的凭借。“尊儒”可谓有其具。但现实的政治层面，则因上述三项政策的渐次展开而离儒家政治渐行渐远。桑弘羊一方依据韩非之言立论，一定程度上显示法家学说尚有其空间。这些来自民间的儒者在儒家政治长期蛰伏后，借武帝去世之机集体发力，对桑弘羊一方主张做了全面批评，并提出“夫为君者法三王，为相者法周公，为术者法孔子，此百世不易之道也”(《盐铁论 刑德篇》)的根本政治主张，与董仲舒《天人三策》中“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的主张，可谓前后呼应，在政治儒学化的进程中是浓墨重彩的一笔。经过此次会议后，法家思想在政治领域就不能大行其道而逐渐衰微了。
第二，除了上述儒法之争的会议态势外，也应注意到会议背后复杂的各方政治博弈。这次会议主要是霍光、桑弘羊二人矛盾尖锐化的结果，霍光利用这些儒生达到了攻击桑弘羊的目的，间接促使桑在第二年的败亡。正如徐复观指出，贤良、文学“只有在矛盾对立、相持不下的夹缝中，才有机会反映出一点政治的真实”(《两汉思想史》第三卷)。但同时也要看到，贤良、文学与霍光间也有根本的矛盾。霍光本人对儒者的态度，正如霍山指出“诸儒生多窭人子，远客饥寒，喜妄说狂言，不避忌讳，大将军常仇之”(《汉书 霍光传》)。这就导致虽桑弘羊下台，但政治领域的全面儒家化在整个霍光主政时代迟迟得不到落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