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紧接着说：
魏碑无不佳者，虽穷乡儿女造像，而骨肉峻宕，拙厚中皆有妍态，构字亦紧密非常，岂与晋世皆当书之会耶？何其工也！譬江、汉游女之风诗，汉、魏儿童之谣谚，自蕴蓄古雅，有后世学士所不能如者。故能择魏世造像记学之，已自能书矣。
康有为的总结并不十分牵强，只是康氏将此十美仅限于魏碑与南碑，似有失偏颇。因为南北朝碑皆由汉而来，而汉碑中诸如《张迁碑》《石门颂》《鲜于璜》《夏承碑》等更具整饬、严正之美，气象甚至更为宏大。故笔者认为，若论碑刻，不能绕过汉碑，而且有汉才有魏，有源才有流，故笔者认为，论碑刻之美，当首推汉碑。
《张迁碑》（局部）
再者，康氏总结之十美，乃整体之概括，非一碑即具此十美。一些格调高的刻石，或能兼数美，但皆有所长，或亦有所不长，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笼而统之有失客观，针对性也可能出现偏差。
（一）气象浑穆
以笔者愚见，刻石文字之美当首推点画浑穆，此也正与帖学可资对比处。康氏十美中之“魄力雄强”“气象浑穆”“点画峻厚”“骨法洞达”“血肉丰美”皆可囊括其中。
所谓气象，即是由内而外表现出的一种精神气息与形象。魏晋之后，篆隶逐渐退出日常书写的舞台，以“二王”为祖的帖学行草书风占有绝对地位。尽管其间仍有漫长的隶楷书的递变，但大多数习书者甚或书法家可能不知有汉，那些浑厚肃穆的美感几无出现在书家或书论家的论述之中。因为缺少对比性，“二王”独占风头也成自然之事。“二王”书在魏晋，其时虽如阮元所说为“江左风流”，但毕竟去汉不远，故其点画之质尚遒，力量依然溢于字表。不过，倘我们将《张迁碑》放置于王书一旁，对比立马显现，那份重度、质度，岂“二王”所可比拟？打个比方，《张迁碑》如重量级拳手，“二王”则最多为中量级，不在一个级别里。“二王”书“点画峻峭”“骨法洞达”，筋骨血肉倒都不失，但却够不到雄强，更未达到浑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