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受火热战斗生活的感染，梅兰芳萌生了向党靠拢的意愿。而梅兰芳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更直接的动因来自弟子程砚秋的入党。其实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周恩来、陈毅、周扬等党政领导和文艺界负责人就十分关心梅兰芳的入党问题。陈毅是做梅兰芳入党思想工作的第一人，他多次找梅兰芳谈话，周恩来更是积极表示愿意做梅兰芳的入党介绍人。当时，梅兰芳觉得自己刚刚从旧时代走进新时代，很多方面还不能适应新时代的要求，政治上更欠火候，因而他谦虚地说：“我们做演员的，生活有些散漫，我还要努力。”
当时，讨论一个同志是否能够入党，并非支部说了算，而是一定要征求党外群众的意见，而且在召开支部大会讨论其入党时，一般都邀请一些非党积极分子参加。在讨论程砚秋入党问题时，也依例而行。梅兰芳作为非党积极分子旁听了关于程砚秋入党的讨论并作了发言。
随后，党支部便收到了梅兰芳的入党申请书。然而，从梅兰芳向党支部递交申请书到最终被批准加入..，期间将近有一年半的时间。党为什么用了近一年半时间对他进行考验？最直接的原因便是支部从他交上来的入党申请书上的字迹辨认出，此申请书非他本人所写，而是请人代写的。
梅兰芳成名颇早，自成名后，他的身边总是有一群人为他张罗，而用不着他过问生活琐事。解放后撰文著书也用不着他亲自动笔，交给秘书就是。大概他的想法是，反正思想内容是我的，秘书所做不过是形式而已，而且文责自负嘛。这说明梅兰芳对党组织还不很了解，入党申请书只有文盲可以请人代笔。周恩来曾征求戏曲研究院党总支书记马少波的意见，问是否需要他当梅兰芳的入党介绍人。梅兰芳得知此情后说：“总理的关怀，我很感动，他做砚秋的入党介绍人，，我也感到荣幸，但我想文艺界知名人士入党的很多，如果大家都要总理做介绍人，总理如何应付得了！我是一个普通人，不应搞特殊，我希望中国戏曲研究院和中国京剧院的两位党委书记张庚、马少波同志做我的入党介绍人，这样，有利于党对我的具体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