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寂的才干和品德虽然都不怎么样，但这样的背景也让他天然具有着广大丰厚的资源，一路顺风顺水。再则，裴寂任晋阳宫宫监，近水楼台，与李渊的关系极好，唐朝初建，裴寂跟李渊就是挚友般的心腹近臣。这一切，都是普通官员家庭出身，又跟高祖毫无私交的刘文静所没法比的。
刘文静虽然有大功于国，但在帝王心目中，功臣不如宠臣往往都是至理；而且刘文静最初是李世民的人，李渊对于儿子身边有这么厉害一个人物本来就心怀猜疑和戒惧。然而已经有些昏了头的刘文静根本没有想这些，自恃功高加上一腔怨气，他开始了不断针对裴寂、也就是招惹李渊的作死之路。
刘文静对裴寂的反对，有时候并非因为见解和立场不同，而是完全的对人不对事，几乎已经到了“两个凡是”的程度。怨气郁结，甚至在醉后拔刀狂言要杀裴寂——这其实就很有失风度了，可以说傲气和怨气已经让这个出色的政治家生出了偏激刻薄的小人之心。
偏偏这时候刘文静家里出了内鬼，被诬告谋反，裴寂又借着李渊对他的亲信和对刘文静的猜忌趁机进谗，李渊便将刘文静和他的兄长刘文起一同处死——这是唐高祖武德二年（619）的事情，离刘文静辅佐李家父子造反立国，仅仅过去了一年。
当然了，与许攸不同之处在于，刘文静的确是遭遇了不公平在先，其作死之处仅仅在于没有看清楚人际关系和官场情势。因此从另一个角度看，刘文静的“作死”或许也体现出一种风格和傲骨——有才华的人，往往只服比他更有才华的人，因此他不甘心屈居于裴寂这样一个宠佞之臣的下僚，不屑于在李渊和裴寂跟前耍那一套官样文章，最终狂傲地死于奸谗小人之口。
从这个角度看的话，也可以算得上是魏晋遗风了。但他跟裴寂斗争期间，的确是为反对而反对，有不顾大局、因人废事之嫌，这一点对于一个政治家而言，终究是不足取的。
最后，一个小彩蛋：贞观三年（629），在太上皇李渊正式靠边站之后，李世民给刘文静平了反，同年将裴寂罢官，此时距刘文静被冤杀正好十年，也算是迟到的正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