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形成，是三大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一是经济增长减速，二是流动性相对充裕导致杠杆率上升，三是管制过严和监管不足同时并存。经济增长持续减速背景下市场需求和企业投资回报下降，导致微观企业资产负债表恶化，从而银行贷款不良率和企业债务违约风险上升。造成中国流动性充裕的现象，有特殊的金融结构因素。因为银行主导，所以多数金融交易便是债务；也有缺乏市场纪律约束的原因，失败的企业不能退出，只好通过进一步宽松货币政策来稳定市场、支持增长。高杠杆率容易因期限错配和基础资产收益波动，引发金融不稳定。
金融体系管制过严，在经济下行期和不确定性增加的环境中，更多的信贷资源错配到了效率较低的国有企业，同时也直接催生了影子银行和互联网金融这些既增加金融的有效供给、又引发新的金融风险的业务形态。但分业监管的做法又造成了很多监管的空白地带。在混业经营日益流行的趋势下，分业监管很难有效防控风险。特别是在宏观审慎监管加强的情况下，出于同业竞争和盈利性的动机，金融机构更倾向于利用分业监管模式下的监管空白进行监管套利，从事高风险溢价的金融业务，从而使宏观审慎政策难以实现逆周期监管的效果。
因此，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需要系统性的策略，并遵循顺应市场、支持创新和统筹政策的原则。首先，开放市场会带来一些波动，但目前的很多风险其实就是管制过度造成的。所以防控金融风险的有效措施之一就是进一步推动市场化改革，让市场机制真正在金融资源的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试图继续通过管制资金的价格与配置来稳定金融的努力，不但会降低效率，同时还会增加风险。
其次，金融创新是经济进步的重要动力之一，不能因为混业经营有风险，就想回到分业经营的模式；当然也不能因为互联网金融出了一些问题，就一刀切地扼杀整个部门。应该支持能够提高金融效率、增加金融有效供给的创新，并积极推动监管创新。要尽量让监管体制适应金融业务形态，而不是反过来。
最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特征之一是触一发动全身，分散式“各自为政”的监管行动很难真正见效，政策统筹至关重要。比如整治金融风险因素，既要协调行动、不留死角，又要防止共振、不触发新的系统性问题。建立“金融委”只是实现有效政策统筹的第一步，还需要统一监管标准，构建合理的监管框架，在给定的法律政策下，各监管部门应互相协调、但独立执法。
（黄益平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王勋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编辑：王东）
（本文首刊于2018年7月9日出版的《财经》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