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之后，国际关系学开始逐步脱离历史学和法学，成为独立的学术领域。其中的政治现实主义成型于英国名家E.H.卡尔（E.H.Carr，1892—1982）对威尔逊理想主义的批判，两方对于如何消除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样的人类灾难，有截然不同的主张。在德裔美国学者汉斯·摩根索（HansMorganthau，，1904—1980）之后，现实主义成为国际关系学的主导理论。行为主义运动则使这一领域在美国变得高度科学化。
现为普林斯顿大学荣休教授的罗伯特·基欧汉（RobertKeohane，1941—）以《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1984）等著作闻名于国际关系学界。他的新自由制度主义主张正是基于对肯尼思·沃尔兹“结构现实主义”的批判，认为沃尔兹“未能充分关注跨国关系、经济相互依赖和国际制度”，导致对世界政治的理解有所缺失。基欧汉相信，国际制度一旦获得建立，会自主自在，影响国家行为。他注重国际体系结构与国内因素的互动联系，由此发展出“合作”“复合相互依赖”等概念，进入“全球治理”等议题。
5月下旬，基欧汉教授受邀来到复旦大学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讲坛，发表“霸权之后：制度化合作与世界政治权力转移”的讲演。藉此，《文汇学人》特邀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任晓教授与基欧汉教授就当前的国际关系理论、实证主义以及国际关系的中国学派等议题进行对谈。
需要一个知识分子群体就世界体系给出理解框架
任晓：我想请您谈谈您对当前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状况的看法。有些人认为现在的国际关系理论界缺乏大理论，缺乏大胆的观点和勇敢的思考——他们觉得现在的国际关系理论讨论的是一些细枝末节的问题。不知您的感觉、印象如何？
基欧汉：过去20年来，我们确实没有产生大理论。但要说全都在讨论细节，也有例外。米夏埃尔·齐恩（MichaelZürn，供职于柏林社会科学中心）对国际制度（internationalinstitutions）的观察，就是建立在制度主义理论的基础上。他认为，当前的国际制度遭遇了合法性的困扰，但一直以来，它们承担了很多治理（governance）的工作。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这也是一个十分偏向以制度为中心的观点，甚至比我自己还要更偏向制度。他给予了这些国际制度以更大的重要性，也给它们更大的自主性，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欧盟——作为既有的存在的欧盟的影响。这可以说是“以欧洲为中心的制度主义”的一个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