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晓：关于国际关系的中国学派建设，现在我们这边确实有一些进展。有一本包含了不同观点的英文文集《建构中国学派国际关系学》
（Routledge，2015），就是讨论这个问题的，其中包含了不同观点的论辩。最新的重要进展是秦亚青教授的新著《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ARelationalTheoryofWorldPolitics，剑桥大学出版社，2018），以及阎学通教授的“道义现实主义”理论。这个词听起来似乎矛盾，但他的确试图从中国古代思想中汲取营养，新书明年将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第三是我们上海的一些社会学、哲学和国际关系学者试着提出和发展的“共生理论”（symbiotictheory），包括我本人在内。这是在建设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努力方面三个具有代表性的进展。
基欧汉：我很高兴听到有这样的进展。因为，显然中国现在已经崛起为一个大国，我们需要一个中国学派。任何一个大国都需要一个知识分子群体就世界体系给出一个结构、一个框架，使得本国的人们能够理解世界体系。
从某种程度来说，现实主义是乔治·凯南（GeorgeF.Kennan，1904—2005）在冷战时期提供给美国的一种理解世界的框架，而制度主义是给1970年代的政府提供了一种理解世界的框架，但是它尤其为后来的克林顿政府所吸收。这届政府的成员在某种程度上都认同一种大体为制度主义的看法。所以我想中国的领导人会需要一个，或许不止一个，理解世界的宏观视角。
我想知道您提到的这三种中国的研究进路中，有什么共通的地方？又各自从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中汲取了哪些特别的元素？
我这么问是因为，像制度主义的理论，实际上是深深根植于美国的文化，根植于自由主义的。制度主义是非常美国化的一种理论。齐恩的作品则是非常欧洲化的，因为他对于欧盟采取了一种非常看重的立场，而在一个美国学者的研究中，欧盟很可能并不会具有这么大的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