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提高资本—劳动比。通过使用更有科技含量、更有效率的机器设备可以提高资本—劳动比，进而提高每个工人创造的产值。然而，提高资本—劳动比是有条件和限度的，如果提高速度过快，超过了劳动者技能提升的限度，就会出现投资回报率下降，结果反而会降低资源配置效率。近年来，我国劳动力人口数量下降，普通劳动者工资加快上涨，很多企业倾向于使用更多机器设备。但在一些企业，工人的技能水平等其他条件没有相应提升，反而导致投资回报率下降。
二是提高人力资本水平。经济学家通常用劳动者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来度量人力资本，提高劳动者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可以显著促进经济增长。但劳动者平均受教育年限的显著提高需要经历较长时期。例如，以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和高校扩招为代表的教育大发展，使我国成为世界上教育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即便如此，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报告》的数据，在 1990 — 2000 年、2000 — 2010 年和 2010 — 2017 年三个时间段，我国 25 岁以上成年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仅分别提高了 1.7 年、0.8 年和 0.5 年。可见，人力资本提高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虽然显著，却不是短时间内能够实现的。
三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经济学家在分解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时发现，资本、劳动、人力资本等生产要素投入的增长并不能完全解释产出的增长，因而把生产要素贡献之外的那部分增长源泉归结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例如，我们对 1978 — 2010 年的平均 GDP ( 国内生产总值 ) 增长率进行分析，发现资本积累、劳动力数量和人均受教育年限这 3 个生产要素变量只能解释增长率的 76.1%，余下的 23.9% 则是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由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是在要素投入既定的条件下、通过更有效地配置和使用这些要素实现的，因此它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