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学后不久，室友送给他一本英文版《四书》。这是安乐哲第一次听说孔子，他一下子就迷上了。若干年后，回忆起这一充满意义的时刻，安乐哲笑着告诉笔者：“这是我决定毕生研究中国哲学的开始。”
后来，他师从哲学家劳思光学习《孟子》。这位长他20岁的学者一袭长袍，清癯矍铄。老师身上中国传统士人的气度与献身哲学的热情，让他深深叹服。
“如果说我从课堂上和书本中学到了一点中国哲学，那么我从周围人身上学到的要多得多。”安乐哲告诉笔者，刚到香港时，他对中国人之间与西方完全迥异的相处方式非常感兴趣，彼此关爱的人情关系让他见证了中国哲学渗透在日常生活中的模样，“这是一种生生不息的活的传统。”他深情地说。
第二年夏天，安乐哲启程回国。走时，手里捧着一本刘殿爵先生翻译的《道德经》。他的学术理想逐渐变得清晰且坚定，那就是专注于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
巧合的是，几年后他成功拜入刘殿爵门下，成为一名哲学博士。刘殿爵是伦敦大学首位华人中文讲座教授，他翻译的《道德经》在全世界广受欢迎。
回忆起刘先生的教诲，安乐哲至今感慨万分。“第一天上课时，他就劈头问我：‘《淮南子》你读过几遍？’我支吾地回答：读过吧。他面带愠色地说道：‘仅此而已吗？’”
刘先生主张阅读原始文献，对脱离原文的浮泛讨论心存反感，这对安乐哲思考如何研究中国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跟着刘殿爵扎实地研习，多年后，安乐哲在夏威夷大学当老师，刘殿爵转去香港大学任教，两人仍在暑假的几个月里，蹲在刘先生的书房中，一遍遍研读《淮南子》原文。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当年香港同学张敏仪从《论语》中挑出这一句，给他取了个中文名字：安乐哲，既谐音他的英文名字，更代表着哲学即是快乐的意思。没想到，这成了他余生的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