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德明于1769年将《盛京赋》法译稿寄往法国国王图书馆。该馆馆长比尼翁收到法文译稿后，委托东方学家德经审核这部著作。德经校对了译稿并撰写了前言。1770年，法文版《盛京赋》由巴黎提亚尔出版社出版，这是《盛京赋》在西方传播的开始，也是这部作品最早的外文版。法文版《盛京赋》出版5年后，即1775年，钱德明才收到从法国寄来的他翻译的这部图书。
《盛京赋》促发了欧洲新一轮“中国热”
18世纪的欧洲，流行着“中国热”，这种热延续的时间很长，前后大约将近一百年，由盛至衰的百余年间，大体上相当于中国清朝的康熙、雍正和乾隆三位皇帝在位时期。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欧洲的“中国热”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指下至市井平民、上至王公贵族所表现的狂热。这种狂热或为好奇心所驱使，或出于对异国情调的追逐，较多表现为购买中国商品，收藏中国器物，了解有关中国的奇闻趣事，模仿中国人的建筑、园林、装饰和衣着等等。第二个方面是指学者、思想家等知识分子对中国所表现的巨大兴趣、关注和研究。这一方面的“中国热”主要表现为对中国文化的理性思考，除了对中国本身作比较深刻的分析研究之外，还将中国作为参照物探讨欧洲的诸多问题，从而显现了中国文化对于欧洲思想的影响。18世纪欧洲“中国热”，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热，它是中西文化的一次大规模接触和交流，其范围之广、影响之深，堪称空前。
18世纪70年代初《盛京赋》和《中国兵法》的出版，引起了学者、思想家等知识分子的高度关注和深入研究，为欧洲“中国热”添加了新的动力之源，促发了新一轮“中国热”的到来。
法国启蒙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被誉为“法兰西思想之王”“法兰西最优秀的诗人”“欧洲的良心”的伏尔泰，从《盛京赋》译文中解读出了符合自己想象的开明君主形象，一位爱好文艺和保护文艺的诗人皇帝。1770年，《盛京赋》出版后，他写道：“中国皇帝万岁，他写诗歌，与众人和睦相处。”随后，他写了题献给中国皇帝的诗歌。1776年，他评价乾隆是“一位比奥古斯丁还要伟大、让人敬畏、更加操劳的皇帝，他只为教化和人类的幸福而作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