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
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 年)，发生了一件清朝竖立以来最大的贪污案。自封疆大吏到州牧县令，被判处死刑的多达100 多人，个中56 名被砍掉了脑袋。这就是惊动朝野的甘肃全省官员谎报灾赈、贪污捐监粮的大案。这场特大贪污案件的首犯，就是乾隆皇帝曾十分倚重的封疆大吏王亶望。王亶望，山西临汾人，自举人捐纳知县，累任知县、知府，乾隆三十九年(1774 年) 调任甘肃布政使，受命专门打点收捐监粮。
甘肃地瘠民贫，是全国最穷的省份，每年户部都要调拨巨额款子购置粮食，以抚恤流民，供给本地满汉驻军以及拯救新疆之需。为节约国库开支，乾隆二十五年(1760 年) 清当局特准甘肃及外省商民纳粮捐纳监生，当场解决缺粮之急。监生，是国子监学生的简称，甘肃省表里商民赴甘买来监生头衔后，并不要求千里迢迢进京入国子监念书肆业，但他们已享有与秀才一致的权力，可直接列入乡试进入宦海，也能够监生资格加捐职官。是以，捐监一途是其时富足商民后辈入仕的捷径。加之甘肃开捐订价较低，每名只需麦豆四五十石，外省商民趋附者众。
不虞，行之数年，诸弊丛生。粗略是经手的处所官借机贪污，调用捐监粮，甚至爽性折收银两，以便于中饱囊。清当局只好命令中止甘肃收捐。停捐之后，户部依旧每年拨银百多万两解往甘肃采买粮食，而甘肃巨细官员仍为缺粮叫吃力不迭，所以当乾隆三十九年陕甘总督勒尔锦奏请恢复捐监旧例时，经户部遵旨会议认为可行，乾隆皇帝也就很快允准了。鉴于以往积弊多端，乾隆皇帝特选调精明能干、擅长理财的王亶望为新任甘肃布政使，专责打点该省收捐监粮事宜。
王亶望上任伊始，便向乾隆皇帝包管，“随时随处，实心实力，务期颗粒均归实在”。而暗地里，王亶望却和总督勒尔锦狼狈为奸，命令全省收捐各州县捐监无须交纳粮食，一律折成银两收捐，悉数上缴到他和兰州知府蒋全迪那边。如许一来，白银滔滔而来，捐监粮却颗粒不见。仓储一无所有，又将若何交待？
王亶望自有奇策，他和蒋全迪二人每年夏、秋都在省府兰州机要合计，无灾报有灾，小灾报大灾，命令各州县按照他俩虚拟的数目，开销掉化为乌有的“捐监粮”。各州县见王亶望如斯轻举妄动，也无不群起效尤。
原任平番县知县何汝南，在主持本县办灾两年间，浮开赈银6 万余两，纳入私囊；原任狄道州知州陈常，在三年任内共办监生执照四千余张，每名多收银10 两，共贪污银两4万有余。
从乾隆三十九年开捐到四十六年案发，历任甘肃省各州县长官百余员，几乎无人不贪。这些州县官还要用赃银去结络上司，如上面提到的知县何汝南，前后就送给王亶望银18000 余两，“ 馈送” 蒋全迪6000 余两，总督勒尔锦交他办买物件，又花去银6000 余两。有个叫麦桓的广东人干得更荒诞瑰异，他被分发到甘肃待补知县之缺，其时正赶上各州县报办夏灾，为急于补上县官好趁灾大捞油水，就托人向蒋全迪疏通，最后杀青生意，麦桓送王亶望、蒋全迪各8000 两银。麦其时手中无钱，应许冒办夏灾得银后，如数赠送。如许，蒋全迪推荐他升补靖云知县，麦桓则风风火火大办“捐监赈灾”，以筹措银两还债。
令人弗成思议的是，甘肃通省上下官员通同一气，上下相蒙，竟然历久作弊而未被觉察。王亶望还因收捐监生卓有实效，省去每年部援白银百数十多万两，且“弊绝风清，仓储充实”，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 年) 抽调浙江巡抚，拥厚资而去。继任甘肃布政使的王廷赞更是如法炮制，且名堂翻新，统一划定报捐时，各州县每名折收白银55 两，除办公费4 两外，再加2 两所谓“心红纸张费”。
王亶望、王廷赞先后主持甘肃捐监六年间，每年报捐人数在4 万上下，所以乾隆皇帝后来说“积年所捐监生不下数十万”并没有夸张。若以每名55 两计， 共折收捐监银两在1300 万两以上。这笔巨款中，固然有一小部门是用来采买粮食认为赈灾之用，但大部门则流进了甘肃全省大巨细小官员的腰包，其数目不少于白银1000 万两，相当于其时全国每年财务总收入的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
乾隆四十六年(1781 年)夏，大学士阿桂、尚书和珅领兵开进甘肃平定..反清起事，先后奏报入境即遇连阴密雨，乾隆始疑云大起，感应此前甘省近年报旱有诈，数以百万石的“捐监粮”去向必需深究。联想起不久前王亶望情愿捐银50 万两( 此数相当于浙江巡抚每年养廉银的50 倍) 帮助浙江海塘工程一事，乾隆皇帝剖断王亶望巨额家资必与贪污甘省捐监粮有关。于是降旨命阿桂和新任陕甘总督李侍尧查办此事，要求他们“根究究竟，务令内情毕露”。
阿桂和李侍尧没有辜负皇帝的盼望，他们选定现任甘肃按察使福宁为冲破口，使他尽情宣露了自王亶望以来通省官员若何弄法营私、冒赈贪赃的内情。
尽管勒尔锦、王廷赞以及王亶望离别在北京和浙江狡赖不吐实情，但到这年七月，乾隆帝已有足够证据对这个贪污集体的首犯作出判决：王亶望处斩，立刻执行，他的儿子王裘等人夺官遣发伊犁，另几个不满12 岁的季子则临时囚系刑部大狱，待年满12 岁时陆续发遣；勒尔锦本来就因平定..起事不力问成极刑囚系在狱，此次贪污事发，“从宽赐令自杀”；王廷赞绞刑，今年秋审时处决。至于对其他巨细墨吏，阿桂、李侍尧也凭据《大清律例》中“监守自盗一千两以上斩监候” 的律文， 拟定皋兰县知县程栋等66 员斩刑，待秋审处决。
临近秋审，乾隆帝自称不忍看到如斯之多的犯官“绞首就戮”，特命凡贪污2 万两以上者立斩；贪污1 万两以上、2 万两以下者，斩监候，赶入今年秋审处决；1 万两以下者亦问斩监候，待来年秋审请旨打点。
然而，这起贪污大案到此并未了却。跟着案情的深入，又陆续发现了亏空库银等新的罪过，所以到这一年岁尾时，陕甘总督李侍尧又陆续拟定命十名贪官应斩，兰州省城牢狱因为羁押这么多特别身份的罪犯已人满为患，乾隆帝只好命令将已问成极刑的74 人分批解往北京。后这74 人中大部门因为皇帝的膏泽，从宽贷死，发往黑龙江充任吃力差，所以到第二年打点秋审时只有少数被处决。
此案陆续处死处决的前后共56 人， 免死发遣者46 人，其他判处徒刑、流刑，以及除名的更不烦细说了。
尽管乾隆皇帝一宽再宽，但打点一件贪污案而杀掉56名官员，个中包罗一、二品大员3 人，这在清朝竖立140 余年以来的确是空前的。所以乾隆帝几回慨叹此案为：“从来未有之奇贪异事！”
（起原：《文史博览》2009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