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是雄猜之主，，深谙用人之道。武帝一朝能臣良将层出不穷，他们的存在使大汉王朝走向鼎盛。
“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倪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极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司马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泉,应对则严助、朱 买臣,历数则唐都、洛下阂,协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率则卫青、霍去病,受遗则霍光、金日磾,其余不可胜纪。是以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班固《汉书》
汉武帝用人之道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改革选官制度，抓紧用人权
汉初以来,统治思想为黄老之学，虽有力于汉初的社会经济发展，但在政治上也带来了保守性。彼时的选官标准为“择郡国吏长大,呐于文辞,谨厚长者即召除为垂相史、吏言文刻深,欲务声名辄斥去之。”《 汉书·曹参传》。汉初，皇权虽在名义上至高无上,但在制定国策及用人上,还要受大臣和外戚的制约，政治集团被他们所把持，吕氏、窦氏皆是如此。武帝即位之初就想改变这种局面，建元元年颁布诏书 “诏垂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 正直言极谏之士”《 汉书·武帝纪》。改变了选官制度，选贤用能，完成了由汉初的“功臣政治”向“贤臣政治”的转变。同时，武帝剥夺了丞相的用人权,保证了国家的用人大权牢牢地掌握在皇帝的手里。汉初秉承秦制，三公九卿制，丞相作为百官之首，权利极大，在“诛吕”之后就是周勃等人决定了皇位的归宿，才有了文帝的即位，可以看出丞相之权重。所以武帝极力削弱丞相权利，大量启用內侍和近臣，将选官、用官的权利集中到自己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