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作品中的君臣之道
章太炎对“历史”的认知，与这些主张颇不相同。在近代追寻新史学的潮流中，章氏亦曾为要角。1902年他致信梁启超，谈及自己撰写《中国通史》的计划，目的为借此书“一方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一方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他当时服膺进化论，认为“物苟有志，强力以与天地竞，此古今万物之所以变”；若“物不知群”，则“浸损其智，其变也若跛龞而愚”。因此，他借鉴古代典籍里叙述典章制度的体裁，用“典”这一门类来阐述合群明分之道，强调“诸典所述，多近制度”。在这一点上，他并不似梁启超那般决绝，对历代史籍大加抨击，认为不足以在当下担当起涵盖政治意识的“国史”之重任。基于此，在重订本《訄书》中的《通法》一文里，章太炎回顾从周至明的政治史，摘取在他看来值得后世取法的制度与政策，比如秦政不偏袒皇族，汉制之下郡县多循吏，新莽经济政策打击土地兼并，北魏以降的均田制使民有恒产，其用意即挖掘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里保护平民利益的优良传统。
推行均田制改革的魏孝文帝
1906年章太炎东渡..，较之先前，他的思想有一大转变，即不再视源自近代西方的现代性诸面向为天经地义，开始在哲学层面从中国当时的处境出发反思、批判，并强调“今中国之不可委心远西，犹远西之不可委心中国也”，中国的发展，不应处处模仿他邦，而是应以本国历史与现状为根据，思考真正适合于中国自身的立国之道。关于制度问题，他1906年甫至..，即在东京留学生为之举行的欢迎会上主张：
我们中国政治，总是君权专制，本没有什么可贵，但是官制为甚么要这样建置？州郡为甚么要这样分划？军队为甚么要这样编制？赋税为甚么要这样征调？都有一定的理由，不好将专制政府所行的事，一概抹杀。就是将来建设政府，那项须要改良？那项须要复古？必得胸有成竹，才可以见诸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