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虽然他依然认为中国古代制度乃“专制”政体，但也开始注意到必须仔细梳理沿革、总结得失，“改良”的同时，犹有可“复古”之处存焉，这样方能为未来的制度建设奠定基础。这表明，章太炎此刻已经将对中国未来政治的思考建立在从中国历史脉络本身出发，以本国为立足点，考量本国各类制度利弊，视此为制度建设之根本。
同样的，在《五朝法律索隐》一文中，章太炎从保障平等的角度对古制进行阐释。他认为五朝之法，其值得称赞之处为重生命、恤无告、平吏民、抑富人四点，这些都体现了以平等为指归的特征。例如“重生命”一项，他举了“走马城市杀人者，不得以过失杀人论”为佐证。古时有条件乘马车者，多为富贵之人，而法律并不对之有所偏袒。在对史事进行考释之后，他笔锋一转，引申到现实，指出外国与中国租界中的电车，在撞死人之后只对司机进行罚款，并不过分追责，这是为了保护背后营运商的巨大利益。对比于“汉土法律虽敝，自昔未有尊宠富人者”之情形，他认为“汉土旧法，贤于拜金之国远矣”。
又例如“平吏民”一项，他具体对“官吏犯杖刑者，论如律”展开论述，指出：如果官吏有违法之处，则可依刑律对之进行杖责，无论官职大小皆不能例外。而他撰写此文的原因，就是不满于“季世士人，虚张法理，不属意旧律，以欧、美有法令，可因儴之”的现象，所以才对五朝法律条款“捃摭其文，附以说解，令吏士有所取法焉”。由此可见，在制度问题上，章太炎并不把近代西方的立..体视为唯一可行之道，而是通过梳理分析中国古代制度，思考如何汲取其中的精髓。正是具备了这种眼光，所以在《代议然否论》里，章氏开篇就分析中西历史演进之异，强调制度的历史性，以此来判断彼之制度是否可以随意移植到中国。
值得注意的是，在当时，严复是另一位强调政治与历史关系紧密的人。他认为：“本历史言治，乃十九世纪反正之术，始于孟德斯鸠，至于今几无人不如此矣。”历史的主要对象是“治乱兴衰之由，而为道国者所取鉴者”。因此“所谓国史，亦终成一专门科学之历史。是专门科学何？即政治之学也”。19世纪西方历史主义盛行，人们强调认识几百年来所形成的局面，进而规划政治行为。同时，不仅在历史中寻求可供支持、论证其政纲或使其政纲神圣化的信息，而且尝试从历史中总结解决现实问题之方案。严复的这番认识，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形成的。不过，严复对于历史的强调，主要是相信西方在历史进化的过程中已经超前，中国亦不能外乎此一进程，只是目前中国国情所限，不能一蹴而就，只能徐图进取。究其实，此乃将西方的历史演进视为放诸四海而皆准的“规律”，中国欲求发展，也只能在这一“规律”的范围内上下求索，这与章太炎对中国历史自身特色的强调差异极大。因此，章太炎认为严复“知总相而不知别相”。区分这两种不同出发点对历史的强调，对理解《代议然否论》中暗含的政治与历史的关系不无裨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