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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作为中国第一部现代白话文小说，鲁迅的《狂人日记》以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立场对中国文化进行了深刻反思，标志着白话文运动在文艺方面首先取得突破，并对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产生了深远影响。时值《狂人日记》发表100周年，本刊选登3篇文章，集中就白话文及其运动展开讨论，以飨读者。
发表于1918年4月第四卷第5号《新青年》杂志的《狂人日记》，是中国第一部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白话小说，也是鲁迅先生在“铁屋子”中的第一声“呐喊”。小说石破天惊的“吃人”的指控和“救救孩子”的深沉呼喊，写实与象征结合的表现形式，使其迅速成为“文学革命的实绩”，其思想艺术上的巨大成就和深广影响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开启了中国文化、中国社会、中国人系统改造的百年工程。小说中随处可见的分裂和冲突是当时中国社会和知识分子心理现实的一种隐喻，这种分裂和冲突在小说的叙述上表现为以白话写作的正文和文言的小序。同一小说的这两个语言迥异的部分，在意义上也是互相颠覆，彼此解构。这也许表明了鲁迅对文言和白话，对语言和思想、文化之间关系的思考与态度。
1.白话文与文言文的分立冲突
白话和文言的分立、冲突、交错发展是中国语言、社会发展史上一个独特的现象，，《狂人日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宣告了这一历经千年的过程走向终结，宣告了白话文对文言文的替代。文言作为一种沿用了两三千年的书面语言，如王力先生所说，“是指以先秦口语为基础而形成的上古汉语书面语言以及后来历代作家仿古的作品中的语言”（《古代汉语·绪论》）。对先秦口语的加工形成了最初的文言，这种加工的出发点可能如周有光先生所说：“古代书写工具笨拙，书写十分费劲，下笔省略，注重简洁，是必然的。”（《白话文运动八十年》）后来历代文人过度强调继承性的模仿和美化又使之成为一种距不断变化的口语越来越远的、人为的、定型化的书面语。作为殿堂、书斋中正统文化传承的言述方式，它的“美”和“难”，它和日常口语的距离，使之可以保证其所承载的知识和文化成为士大夫阶层的专利，这样的功能也使其能够在中国古代长期占据统治地位。但是，当正统的知识和文化的地位开始动摇，拥有它的士大夫阶层开始分化，新兴阶层开始走上历史舞台，现代意义的社会开始发育的时候，它的统治地位就必然走向终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