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恺把这类文书叫作“堆砌文书”。他认为，这是由于文书写作的评判标准产生了偏差，“大家认为比较繁杂、材料堆砌得多的文书才是好文书，造成大家都朝这个方向努力”，“裁判文书求长、求多，有的长达几十页、上百页，实际上说理并没有改善”。
“规范不等于僵化，能写出情理的文书才是好文书。”周恺指出，“说理最终靠的是法官，而现在对法官的束缚太多，要认可法官的自由度，不能一个人写八个人来改。”
赵朝琴则认为，当前裁判文书说理不强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制度层面的问题，“如果没有一个系统地加强说理、规范说理的制度机制，理由说与不说、说多说少一个样，再加上工作压力大等因素，法官说理的积极性与说理的效果肯定会受到影响。法官也容易‘趋利避害’，说理太多，反而容易暴露出一些问题”。
总体来看，造成我国裁判文书说理性不强的原因很多，既有“人的问题”，即法官个人素质与责任心等原因，也有裁判文书制度以及相关司法制度的设置原因，还有传统法文化的影响。如，在英美法系国家，主要使用判例法，法官的判决具有“造法”功能，其判决书有可能成为先例，被其他法官在判决中援引遵循，这激发了法官们写作经典判决的动力。我国不存在判例法传统，法官们写作经典判决的动力也因此不足。
5、说理不是广撒“胡椒面”——坚持繁简适度
当前，随着立案登记制的推行，一些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较为突出。在案件数量急剧增长，法官人数没有明显增加的情况下，一线法官承受着巨大的办案压力。
“司法实践中，95%以上的案件都是程式化的案件，案情比较简单，当事人争议不大，没有太多的说理要求。剩下5%的案件，案情比较复杂，社会关注度较高，则需要法官着力进行说理。”周恺对记者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