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蜀书 诸葛亮传》中有这样一段文字：“亮自表后主曰：‘今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及卒，如其所言。
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诸葛亮统兵十万，开始了第五次北伐。临行前，他向蜀汉后主刘禅递上了一道奏表，以上文字就是奏表中的一部分，翻译成白话文如下：诸葛亮自己向后主表明说：“成都有桑树八百株，有不是很肥沃的田15顷，儿子兄弟的穿衣吃饭，他们都会有盈余。而我在外当官，没有其他的花费，全靠公家的俸禄过活，没有做其他的..营生来增加自己的收入。如果我死的时候，不会出现那种有多余的绸布，多余的钱财这样的状况来辜负陛下。 ”到了他死的时候，果真像他所说的那样。
无论是诸葛亮的《出师表》还是他的《后出师表》，以及此奏表“亮自表后主”，都无一例外地表明其君为臣纲的思想，而这一思想的形成正是基于西汉确立的三纲五常基本核心价值观，可以认为，诸葛亮以这种奏表的形式，来向先主和后主，表其衷心、尽忠职守，不存私心、清廉、两袖清风。
抛开文中封建社会的忠君思想，，代之以现代人的眼光来审视此段文字，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认为，这是作为官员的诸葛亮主动申报的一份全部家产表。
从这份申报材料看，诸葛亮上报的家庭固定资产是薄田15顷，还有一块植有800棵桑树的桑田。按汉代一顷为一百亩计（每亩折合今亩为0.69亩），诸葛亮就拥有1000多亩田产。
诸葛亮进而谈到儿子兄弟的穿衣吃饭都有盈余，我们可以理解为除了穿衣吃饭有盈余外，他们没有其它财产。
诸葛亮谈到自己在外任职，“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我们可以理解为，穿衣吃饭依靠公家的俸禄，再没有可调度、可隐瞒的财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