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唐书》《新唐书》与《资治通鉴》等传世文献的史源是什么呢？

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指出“旧唐书前半全用实录国史旧本”即在武则天统治时期，《旧唐书》选择史料的基本史源为实录与国史。

谢保成认为《旧唐书》高宗本纪至代宗本纪的史料来源“基本脱胎于吴兢、韦述等《唐书》帝纪”，《旧唐书》沈传师列传中虽记载沈既济反对武则天入本纪之事，但《旧唐书》中依然为武则天作本纪，说明其沿袭吴兢、韦述所撰国史。而对于人物列传的纂集“吴兢、韦述《唐书》中有传者，后晋史官大都用为主要史源，或直接移录，或略作编排”，但《旧唐书》人物传记的取材绝不仅仅局限于吴兢、韦述《唐书》中的人物传记，杂史、小说、文集等历史笔记也是《旧唐书》人物列传的重要史源。由此，《旧唐书》中武则天本纪的史源应为韦述等人所修撰《唐书》的帝纪，而与武周朝相关历史人物列传的史源则是吴兢、韦述等所撰《唐书》中的人物列传以及历史笔记。

杜希德则认为《旧唐书》本纪部分的史源“延续至７５６年的记载整体采自柳芳的《国史》”，柳芳的《国史》“几乎整体地被吸收到编纂于９４０年代的《旧唐书》中去了。由此可见杜希德认为武则天本纪和武周相关历史人物列传的史源均为柳芳的《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