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新唐书》中武则天本纪及武周相关历史人物传的史源是取自实录、国史，并以“奏牍案簿”和杂史小说进行了补充。《资治通鉴》的史源：聂崇岐认为《资治通鉴》取材尤为广泛“《资治通鉴》在编纂过程中所参考的书籍，除了《史记》至《新五代史》十九种正史外，还有杂史、笔记、奏议、文集之类二百二十二种”。章太炎指出：“通观《通鉴》所采……唐则采正史者，十不及五（温公于《旧唐书》亦不甚满意）”。
由此可见，《资治通鉴》的取材非常广泛：正史、杂史小说、文集都在其取材范围内，且司马光对《旧唐书》与《新唐书》中记载的关于武则天统治时期的史料进行了取舍：“司马光纂修《资治通鉴》较少引用《新唐书》‘事增于前’者，正是他在大量考异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取舍态度”。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知关于武则天统治时期的记载。
《旧唐书》史料来源于柳芳所撰的《国史》；《新唐书》的史源则是取自实录、国史，并以‘奏牍案簿’和杂史小说为补充《资治通鉴》的取材范围更为广泛。那么诸如《旧唐书》等传世文献在史事记载上哪种的可信程度更高呢？一般来讲，若《旧唐书》与《新唐书》的记载相同，，引用《旧唐书》记载的可信程度更强，因为更加贴近实际的历史，而《新唐书》以“文省事增”原则进行了加工，不是最为原始的记载；若《新唐书》所新增之事的记载在《唐会要》、《资治通鉴》等原始文献中有与之相同的记载，便可通过旁证法作为信史而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