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光时期，邓石如的篆书风格十分流行。继吴熙载之后，擅写篆书者多由此人手，再求脱变化。在这方面，除成就较高的杨沂孙外，胡澍和徐三庚也都非常引人注目。
杨沂孙(1812——1881)，字子与，号咏春、濠叟，江苏常熟人。道光二十三年(1843)举人，官至安徽风阳知府。杨沂孙少年时从学于阳湖(今江苏武进)李兆洛，除研治诸子之学外，又喜欢作篆书。当时“阳湖派”的文人书家如李兆洛、张惠言张琦、吴育等都与邓石如交好，在书法上极力推崇邓石如。杨沂孙受这些人熏陶教诲，很早就对邓氏书法倾心有加。据其在《跋邓山民楹帖》中自述:道光二十六年(1846),邓石如之子邓守之曾到常熟，杨沂孙见到其所携邓石如书迹，遂“识篆、隶之门径”，并致力收集邓氏书迹，‘及官新安得山民书近八十轴,四体俱备”。杨沂孙的这批藏品虽然不久后在太平军战乱中失去，“而其书之精神体态,常在心目”。可见，杨沂孙的书法风格是在深入学习和研究邓石如的基础上形成的。
杨沂孙在书法方面的努力主要体现在篆、隶两种书体上，尤其是篆书，广取博收，别开生面，在清代篆书领域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杨沂孙习篆虽是问津于邓石如，但主要是在用笔的饱满和坚实上承袭了邓氏的技法特点。至于在文字结构和形态上，则跳出以前书家均遵循《说文解字》和秦代小篆规则的做法，对《石鼓文》下了很大功夫，又汲取两周铜器铭文的结字特点。他写篆书，将字形由瘦长变为方整，点画则参差错落，，呈左低右高之势，从而形成了自己独有的面貌。这种将小篆字形拓方的趋势，在何绍基、陈潮(1801- 1835)和莫友芝等人的作品中即已开始显现出来，而杨沂孙则将这种变化进一步完成和固定下来，并作为个人风格的一个主要特征。在他以后,写篆书者多舍长就方体势变化也渐趋丰富,这不能不说是杨沂孙开领风气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