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巴纳：在我们进入更详细的交谈之前，我们先来说说您生活中重要的事，即这样一个事实：在从事了差不多二十五年的绘画之后，您毅然放弃了，您可不可以解释一下这个决裂？
杜尚：这是由几件事情导致的。首先，和艺术家混在一起，我指和艺术家住在一处，一起交谈，使我不大开心。然后，1912年有一件意外的事，给了我一个所谓的“契机”。当我把《下楼的裸女》（注：《下楼的裸女》是杜尚在1912年创作的一张用分解的形体表现运动感的画。这张画1912年被巴黎的立体主义画展拒绝，但1913年在美国的军械库画展中引起轰动，使杜尚成为美国人眼里的欧洲重要现代艺术家。）送到独立沙龙去的时候，他们在开幕前退给了我。
在这样一个当时最为先进的团体，某些人会有一种近似害怕的疑虑！像格莱兹[注：格莱兹（Albert Gleizes，1881-1953），法国画家。1910年左右是走红的立体主义画家。]，从任何方面看，他都是极有才智的人，却发现这张裸体画不在他们所划定的范围内。那时立体主义不过才流行了两三年，他们已经有了清楚明确的界线了，已经可以预计该做什么了，这是一种多么天真的愚蠢。这件事使得我冷静下来。
我对于这些曾被认为是自由艺术家们的行为的反应是，我离开他们去找了个工作，成了巴黎一家图书馆的管理员。我这样做是为了让自己离开这种环境，离开这种心态。让自己保持清醒，也为了挣钱养活自己。我当时25岁，我一直被教导说人要自食其力，我相信这一点。后来战争爆发了，一切事情都脱离了轨道，我就去了美国。
杜尚，下楼梯的裸女，1912，收藏于费城艺术博物馆
我在《大玻璃》上花了八年时间，同时也做一些别的作品，那时我已经放弃了画架和油画，我对这些东西觉得讨厌，不是因为已经有了太多的画或架上绘画，而是因为在我眼里，这并不是一种必要的表达我自己的方式。《大玻璃》是透明的，这个优点救了我。当你画一张画，即使是抽象画，总有一种要把它填满的需要。我想，为什么呢？我经常向自己问许多为什么，从这样的提问里产生怀疑，怀疑一切。我的怀疑是那样的多，以至于到了1923年我对自己说：“不错，这个方式很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