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拮据和贫困并非战俘妻子面临的唯一问题。在确认丈夫活着之前，她们必须忍受几周甚至上月的煎熬。7月1日， 西蒙·德·波伏娃提及圣母院旁的一名妓女。她没有得到恋人的消息，担忧落泪。旁人安慰说：“他的确没有来信，不过也没有其他人来信，不要担心。” “到处都是这样，” 波伏娃接着说， “女人在地铁站和家门口相互询问： ‘你得到什么消息了吗？’ ‘没有，他肯定是战俘。’ ‘什么时候公布名单？’” 波伏娃对战俘释放不抱希望。“我又一次确定，和平来临前，战俘不会被释放。”
大多数女人必须等到8月，才知道丈夫是战俘。一些人在1940年秋天得到消息， 还有人直到1941年1月底才听说此事。
很多女人以为，停战协定意味着战争结束。在维希政府的宣传下，她们相信自己和丈夫将很快重聚。时间一天天过去， 几乎所有战俘仍被监禁。战俘的妻子越来越焦虑，不知这种分离将持续多久， 甚至连玛丽-埃莱娜· 科贝尔也是如此。她是亲共派，比大部分人都知道，丈夫的性命安危取决于战争的结果。她被焦虑所苦：“战争何时结束？怎样结束？以何种方式结束？”还有一名战俘的妻子，不得不求助朋友。后者用塔罗牌占卜他们回家的时间。
战俘得到允许，每月写两封家书和两张明信片。信件寄送需花费一个月的时间，这也是造成焦虑的原因。住在楠泰尔郊区的若赛特· 洛兰的丈夫也是战俘。她回忆说： “我们常常在自问‘他还活着吗’ 之后，才能读到他们的信，然后一遍遍重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