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俘的妻子一面忧心丈夫境遇，一面做出巨大调整以便独自谋生，同时忍受由此而来的孤独。巴黎的西蒙娜在1930年结婚，以为古董商修复挂毯为生。丈夫成为俘虏时， 她和两岁半的儿子留在巴黎。西蒙娜无法照顾儿子，只好把他送到贝尔福附近乡下的一户人家，后者不久后便搬到瑞士。“多么孤独！白天，我必须工作；晚上，丈夫和儿子的消息也无法弥补他们的缺席。整栋楼都是空的。周围邻居都是自由手工艺者，此刻已离开巴黎。我在夜晚感到极度恐惧！你永远不会高估一声安慰对我的意义。你必须经历独自一人的生活才能体会这是多么可贵。”玛蒂娜· 隆巴迪 身边有家人环绕——母亲、祖母和孩子，同时拥有一份办公室的工作。可是，她也认为自己“独自面对所有困难，没人给我支持，此外，我必须帮助家人忍受悲伤，在写给丈夫的信中掩藏他不在时我的孤单难过。”
另一位战俘妻子埃丝特勒·塞尔让回忆说，自己比其他类似境遇的女性面临的问题稍少，因为“父母给我极大支持”。对于马德莱娜· 卡波来说，父母的支持剥夺了她的部分自由。马德莱娜来自一个异常保守的家庭。1940年3月结婚后，母亲和她的家庭住在一起。
丈夫被捕后，马德莱娜仍和母亲一起生活：“她不愿让我一个人住。我还年轻，必须在保护下维持美德和忠贞。”伊薇特·吉罗的未婚夫是战俘。父母对她社交生活的控制维持到二十七岁那年。除了父母之外，公婆也可能施加压力：吉塞勒·德布瓦的公婆住在乡间。他们拒绝为她寄来食物，以此施压让她搬来同住。
孩子在身边的战俘妻子也面临困难。她们认为，家中缺乏男性对男孩成长不利， 希望用权威的形象维持纪律。埃丝特勒·塞尔让的女儿将外祖父称作“爸爸”。一些孩子心目中唯一的男性形象是穿着军装的军人，于是便把士兵视作父亲。比如， 安妮·德夫龙的儿子在街上见到一个德国兵， 便问母亲，这是不是爸爸，让她格外尴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