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为新诗准备了丰富而珍贵的藏品，百年来鲜有用者，殊为可惜。在我看来，百年中国新诗史上有些问题反复出现，或许杜甫的诗歌能给予启发。
人间要好诗。诗可以没有标准，但好诗一定要有标准，尽管这种标准是相对的，历史化的。口水诗，“乌青体”，相当数量的“梨花体”，绝大多数的网络诗歌，可以叫诗，但不能叫好诗，因为诗圣杜甫正穿透历史的眼光看着我们。
胡适在《谈新诗》一文中提到“好诗”概念：“凡是好诗，都是具体的；越偏向具体的，越有诗意诗味。凡是好诗，都能使我们脑子里发生一种——或许多种——明显逼人的影像。这便是诗的具体性。”他举了几个例子，“绿垂风折笋，红绽雨肥梅”“芹泥随燕嘴，蕊粉上蜂须”“四更山吐月，残夜水明楼”，都是杜甫的诗句。他还特别表扬了杜甫《石壕吏》“寥寥一百二十个字，把那个时代的征兵制度，战祸，民生痛苦，种种抽象的材料，都一起描写出来了，这是何等具体的写法！”新诗中好诗的例子，胡适又举沈尹默两首作比，认为《赤裸裸》“是一篇抽象的议论，故不成为好诗”，而《生机》“是一个很抽象的题目，他却能用最具体的写法，故是一首好诗”。
胡适提出的“好诗”概念值得重视。从他反复以杜甫为例就能看出，他心目中的好诗标准就是杜甫的诗。胡适之前，千年历史中，一大批诗人都持这样的态度，从元稹、白居易，到韩愈、李商隐，再到苏轼、王安石、黄庭坚以及江西诗派，到南宋文天祥，元明清诸诗人，一边倒地认同于杜甫。近现代以来，从康有为、梁启超、陈独秀、钱钟书，到叶嘉莹、吴小如等学者，以及洪业、宇文所安等海外汉学家，也全部认同于杜甫。这个名单可能是比任何一个文学评委会、专家..都要权威十倍的阵容。
我们不要求一首新诗像杜甫其诗那样格律严谨、形式整齐，但可以对照其思想境界的高下，可以对照诗歌技术的优劣。杜甫有宏阔的宇宙意识，新诗有没有？杜甫有浓重的家国情怀，新诗有没有？杜甫有深切的人道主义和草根情结，新诗有没有？杜甫每诗必炼字，用字精当新奇恰切，新诗有没有？杜甫有非常精炼的句子，新诗有没有？杜甫有高妙的时空技术，新诗有没有？如果说思想是虚幻的，思想境界无法复制，那么这些技术是硬指标，不可不谈。新诗绝不可拿新诗旧诗的区别来搪塞。若言新诗无标准，只能说这样的论者坐井观天，底弱心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