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大与细小
新诗关于“大和小”的争论一再出现：新诗应该介入历史现实地“大”呢，还是独抒性灵地“小”？诗歌有宏大之美，也有细小之美。杜甫《登高》《江汉》《望岳》可谓宏大，《舟前小鹅儿》《客至》《见萤火》当属细小。他的诗，无论介入还是超脱，无论关心国家还是隐入山林，为何总令人感动？他是如何处理大与小的关系的？诗可以微小，细小，但不能狭小，渺小；诗可以重大，宏大，但不能空大，疏大。诗无论大小，都要植根于诗人自我的生命体验之上。
正大是杜甫诗歌的重要特点。他被称为“诗史”，就是因为与天下兴亡密切相关，写社稷安危的，天下大事的，皇帝大臣的，边关战事的，这些叙述不可谓不大，但又绝不超出他个人的生命体验。“国破山河在”“烽火连三月”大，但“泪”“心”“家书”“白头”“不胜簪”这些都是切切实实的小。杜诗不管走多远，看多广，探多深，最后都回落到灵与肉。他那些隐逸的、非介入的抒写，小黄鹅、小萤火、蚂蚁、桃树、古柏、新松，不可谓不小，但它们与诗人的生命密切联系在一起，物中有人，融入自己的感情，这是他能以小见大的秘密。因此，诗的大小并不以题材论。并非写民族、写国家、写社会、写世界就大，也并非写个人、写身体、写日常生活、写吃喝拉撒、写梦境幻想就小。诗的大小关键还在思想境界。
载道与言志
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将中国文学的传统分为载道派与言志派。新诗似乎有这样一个怪圈：载道就不可能言志，言志就会抵触载道。讲政治，艺术就会受影响；重艺术，政治就会退居一旁。杜甫则超越了这个怪圈，他的实践证明，对优秀诗人来说，载道并不必然影响言志抒情。载道是他骨子里的东西，与生俱来，每一首诗自然都是载道，所谓“每饭不忘君”“致君尧舜上”“虽乏谏诤姿，恐君有遗失”，并非咸吃萝卜淡操心，也并非故意而为，而是自然而然。新诗史上曾经提过“文章下乡，文章入伍”，有过“抗战诗”热潮，要求诗歌载道。于杜甫而言，他已经下乡，已经入伍，已经抗战。《三吏》《三别》《北征》就是最好的抗战诗。于他而言，家国情怀就是他的个人情怀，个人感受就是他的天下感受，载道与言志，自然而然，没有冲突。杜甫诗歌的政治关怀，只比一般诗人多，不比一般诗人少。叶嘉莹发现杜甫的道德感同“昌黎载道之文与乐天讽喻之诗的道德感不同”，韩愈、白居易“往往只是出于一种理性的是非善恶之辨而已；而杜甫诗中所流露的道德感则不然，那不是出于理性的是非善恶之辨，而是出于感情的自然深厚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