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这样的研究经历和成就，来印证古已有之的“书画同源”说，不会是空泛的。被文化圈内称为“当世能文识字人”的黄宾虹，释解古器物中的文字，也是为证经、证史，《陶文字合证》即是以一种更可靠的材料和方法来寻证史实。只是不同于一般文字学家、印学家，最终以绘画名世的黄宾虹，不仅更注意文字、书体乃至书写者性情与书法风格的关系，且在承绪“道、咸”金石学学术基础之上，参以新的考古学方法，，对“书画同源”说提出自己独到的发现和见解，这就是他特重“六书”中“象形”一法，并试图从考古发现中寻获上古三代“书画往往难以分别”的证明。
在给弟子刘作筹的信中，谓“甲骨殷契及钟鼎古文中，图腾一类，有字有画，画在古文之先，为最近考古学家所公认”。在四川游历时，得一“巴蜀王”古印，黄宾虹考为东周时物，尤贵其文是“书画未分之证”。这种类同图画的符识当是六书“象形”之滥觞。黄宾虹将三代铜器中之纹饰，甚至“夏玉”即良渚、龙山等文化遗存中的刻划符号，亦看作是文字的雏形，我想，他看重的是其中反映出来的我们祖先们的“空间”观。
黄宾虹在北平时，给张海清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方今议造新文字(简化字)者，形声似当并重，而形尤为中国古文特采，民族精神，胥在乎此。专门学者，更当珍宝，恒亟亟于传古，尚希同志奋起加意，为周秦诸子学术竞美希腊、拉丁、埃及之上，永不磨灭……”在给弟子刘作筹的信中也明白地写到：“中国文字重在象形，与外国拼音并重。”我相信，将这种中国古纹饰、古文字之形的拈出，尤亟称为“民族精神”之所在，是画家黄宾虹独到的立场和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