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锷，字松坡，别号击椎生
除了试图从唐璆和击椎生的经历找出“存在高度的一致性”之外，从击椎生的文章中找出用以论证唐璆就是击椎生的蛛丝马迹，也是曾先生着力的方向。因此，在文章中，曾先生努力“依据击椎生的诗文所提供的信息，追寻他们（击椎生与唐璆）是否同一个人”。
首先，曾先生在击椎生《苏杭甬铁路与滇川铁路之比较》一文中找到了“击椎生到底是谁”的一个“突破口”。原来，曾先生煞费苦心找到的所谓“突破口”，就是附在击椎生此文后的那段“附言”及其所称的“本会”提供的两个附件：一为“本会”致苏浙铁路公司书，一为署名为伯炎的人对于苏浙路款的感言。正是根据这个至关重要的“突破口”，曾先生产生了丰富的联想，并精心设计了其论证的具体路径：此“附言”的作者是击椎生，“附言”中所称的“本会”就是筹滇协会，“击椎生则是这个组织中的一员，而且还是重要成员”，“而唐璆恰恰又是这个协会的核心和灵魂人物”，加之，此前曾先生论证过的唐璆的生平经历和所受教育与击椎生诗文中所透露的信息又“存在高度的一致性”，所以，击椎生“八九不离十”就是唐璆。因此而十分得意的曾先生还在文章中说：“令人不解的是，邓江祁编的《蔡锷集外集》，竟独独将这段附言和两个附件约2600字统统删去了。为什么删去？为节约篇幅？还是误以为没有什么史料价值？或者是从阅读过的《唐璆文集》中意识到了什么？”（详见资料之一）
曾先生的如意算盘看似打得不错。但不幸的是，曾先生一开始就马失前蹄。因为此“附言”的作者根本就不可能是击椎生！
稍具文史常识的人都应知道，在书信或文章之后，再添加附言或按语之类的文字，在其后还应加上“又及”、“著者”、“译者”、“编者”或“著者识”、“译者识”等字样，以供读者判断这段文字的作者。这也是从古到今中国文人作文应遵循的基本规则。对此，击椎生是严格遵守的。曾先生在引用击椎生的《佛国陆军之腐败》一文后面的“按语”时就应当注意到，击椎生在先后两次发表此文时，每次都不忘在“按语”之后特地加上了“译者识”三个字。（详见资料之二）这就清楚表明，这段“按语”是击椎生所加，其作者当然就是击椎生。同样，唐璆也是严格遵守这个规则的。曾先生也应看到，唐璆发表在《筹滇》第1号上的《救云南以救中国》的文章后面，附有一段说明文字：“此篇成于去年三月，与今日时事有稍异者，阅者宜分别之。”在这段说明文字之后，唐璆也没有忘记加上“著者唐璆识”五个字。（详见资料之三）蔡锷则更是严格遵守这一规则，无论是给自己的《曾胡治兵语录》加序，还是为周家树的《古兵家学说辑要》，梁启超的《盾鼻集》作序，还是为梁启超的函牍作跋，每次都不忘加上“蔡锷（谨）序”、“蔡锷识”等字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