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地位在今天看来是十分尴尬的，与沿海省会不太相称，可是在古代却是理所当然。毕竟福州作为省会，对于中央政府来说，政治中心才是首要的功能。清代福州可谓登峰造极，这里不仅是福建巡抚衙门和闽浙总督的驻节之地，也是福州将军的驻守之地，还有闽县和侯官两个县衙，再加上大量等待赴任的候补官员，以及退职回乡的官员，真可谓是冠盖满城。
然而，作为政治中心，福州的山川形势也比较尴尬。清初学者顾祖禹在其名作《读史方舆纪要》里这样评述福州，他肯定福州“西阻重山，东带沧溟，南望交广，北貌淮浙，亦东南一都会也。”不过，笔锋一转，却又指出，上游的延平、建宁(今建瓯)“控我咽喉”，福宁一州(今宁德)，“扼我项背”；兴化(今莆田)、泉州，“伺我肘腋”。一方面需要担心海上突袭，另一方面又要担忧上游顺流直下。他总结说，“封疆不可凭，山溪不足恃，国门以外，皆战场也。”
这种“国门之外皆战场”的形势也影响了清政府与士大夫们对福州的判断。近代开埠以来，福州在最早通商的五口中发展迟滞，与此就有一定关联。
1841年，还在鸦片战争时期，代替林则徐任钦差大臣的琦善就奏请，为了羁糜“英夷”，开放厦门和福州为商港，结果遭到道光皇帝痛斥。第二年，也就是1842年8月，随着战争形势对清政府不利，道光皇帝不得不同意厦门、宁波、上海通商，但对于福州，还是“万万不可予”，实在不行，用其他地方代替得了。
不过，为了出口武夷山茶叶方便，英国人才不管那么多，坚持要开放福州。想想也是，从他们角度看，武夷山茶叶放着闽江不走，非要绕道江西再去广州干嘛！
英国人既如此强硬，在战争失败的背景下，道光皇帝也只能“勉从”了。
于是，在五口通商中，只有福建成为开放两个口岸的省份。当时一些士大夫对此表示担忧。署理两江总督的福州人梁章矩就写信给福建巡抚刘鸿翱，认为福建富强不如江南、浙江、广东，却一下子开了两埠，而且连省会都开放，是献..夷，他害怕外国人群起仿效，力请刘鸿翱上奏皇帝驳回福州开埠的约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