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徐邦达在讨论《赤壁图》时，是考订与目鉴相结合来论证的。考订方面，《赤壁图》后有金赵秉文书“追和坡仙赤壁词韵”，而元好问《遗山集》中记载了自己题跋的《赤壁图》为武元直绘，后有赵秉文追和苏轼的诗词，且在《中州集》中又收录了赵诗；在目鉴方面，“又考察此图和赵秉文书词的纸张，质地是同样的。可见书画是一时一地的产物。”且《赤壁图》的画法“继承了一些北宋方硬一路笔墨”，确是当时风格，因此据以上证据，判断《赤壁图》后虽无元好问题跋，但即元好问所题跋的那卷，画的作者是武元直。可见徐先生论据充分，存世的《赤壁图》同时满足了以上多重条件，最后才得此结论。而《著色山水图》与徐先生所论情况全然不同，虞集《题著色山水图》一诗并不像元好问那样清楚地描述了画作信息，而虞集与画作作者的关系也不像元好问与赵秉文、武元直那样紧密，仅凭后人引用其诗句就认为画即虞集所跋的观点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季德几无真迹传世，此为孤本，难以对比定为真迹，其题跋纸高小于拖尾纸，被单独嵌入拖尾，且落年款“大德”是元代年号，但季德几是明初人，可见这段题跋被动过手脚。季德几的题跋尚无法定为真迹，又怎么去确定虞集题跋的就是此图呢？即使有虞集题跋，那么又是否为真迹呢？纵然虞集题跋是真迹，那么也无法证实所跋即是本图，更无法确定本图是王维作，可见刘氏之论浮想联翩。因此本图非虞集作诗题跋本，更不能改名为“《著色山水图》”。
二、《江皋会遇图》非冯永功、洪遵藏本
本图画心右侧有北宋刘唐老（活动于1174—1106年）题跋，刘九洲认为刘唐老跋为真迹，因此认定本图一定早于北宋晚期。又米芾《画史》中记：“冯永功有旧本《著色山水图》，南唐命为李思训作。”刘九洲据刘唐老与冯永功有多名共同友人，推测《江皋会遇图》即米芾所记且为冯永功收藏的《著色山水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