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法官对当事人法律人格的定义，是认定他们都是只配领受酷刑的“苦虫”，所以其任何举证辩白都只能招致加倍毒打？
更说明问题的是：这定义竟成为所有衙门照例遵用的铁律，比如“武松诉西门庆案”中使武大、武松沉冤到底的庭审场面：
武二磕头告道：“⋯⋯小人一时怒起，误打死了他（指给西门庆通风报信的李皂隶）。”知县道：“这厮何说，你岂不认的他是县中皂隶？想必别有缘故！你不实说。”喝令左右：“与我加起刑来！人是苦虫，不打不成！”两边闪出三四个皂隶役卒，抱许多刑具，把武松托翻，雨点般篦板子打将下来。（《金瓶梅词话》第十回）
可见“人是苦虫，不打不成”已是雷打不动的法律成语和法庭程序。
同样的法规是，小民如果胆敢向法庭提出获得司法正义（“公断”）的诉求、或者对法庭指证提出些许抗辩，那就更是罪加一等，必须当庭施以毒刑以示惩戒。清代《济公全传》第一百六十八回描写这场面：
窦永衡说：“⋯⋯小人实在冤枉，求大人公断！”刑廷大人立刻把惊堂木一拍，说：“窦永衡你还敢狡赖？⋯⋯你这厮必是个惯贼呀！来，看夹根（棍），给我把他夹起来再问。”官人一声答应，三根棒为五刑之祖，往大堂上一捺，真是“人心似铁非是铁，官法如炉果是炉！”安永衡吓的战战兢兢，说：“大人，你要看那头上的青天。”陆炳文勃然大怒说：“窦永衡，你还敢说叫我看头上的青天？本部院断你屈了？夹起来！”
可见决不允许百姓质辩和讲理、尤其不允许他们丝毫染指法律的合法性根据（“头上青天”），其根本原因在于，“王法”、“官法”势焰下的子民们是蚁虫般轻贱的“小人”和“苦虫”，而执法者们则是威严如神的“大人”。
鲁迅对“王法”逻辑的再三说明
因为在权力的势焰面前决不许讲理是“王法”和“官法”的基本特点，所以鲁迅曾对此反复申说。比如我在“法律史札记之十四”中引用他《写于深夜里》一文中的警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