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有法院，但曾在白纸上看出字来的犯人，在开庭时候是决不抗辩的，因为坏人才爱抗辩，一辩即不免“从严办理”；自然也有高等法院，但曾在白纸上看出字来的人，是决不上诉的，因为坏人才爱上诉，一上诉即不免“从严办理”。
为什么虽然有法庭却决不能抗辩、虽然有高等法院却决不能上诉，否则立时罪加一等？这原因仍是上文所说，作为与生俱来生活在“王法”和“官法”统摄下的蚁民，你对于对“权力逻辑”合法性的任何一点儿质疑，这本身就是最严重犯罪、就铁定无疑证明你是“坏人”！
再如鲁迅《华盖集·补白·二》中叙述清廷剿灭反对派时，对所谓罪状的搜罗不顾起码的法律逻辑：
清的末年，社会上大抵恶革命党如蛇蝎，徐锡麟刺杀恩铭之后，大捕党人，陶成章君是其中之一，罪状曰：“著《中国权力史》，学..催眠术。”（鲁迅注：何以学催眠术就有罪，殊觉费解。）于是连他在家的父亲也大受其苦。
为什么写一本学术著作和学习一项医疗技术竟成了大罪，而且还要株连家人？为什么定罪的理由如此荒唐却可以毫无愧色、堂而皇之地公告天下？对诸如此类“费解”的问题，如果有谁胆敢去诘问权势者，那对不起，结果一定像“孔融案”那样，是连同张嘴发问的人一起“大捕”无赦。
在《华盖集·补白·一》中，鲁迅更说因为周围制度环境中根本无公理可言，所以用“公理战胜”四个字作为北京牌坊上的题额反倒让人觉得古怪：
“公理战胜”的牌坊，立在法国巴黎的公园里不知怎样，立在中国北京中央公园里可实在有些希奇。⋯⋯记得宋人的一部杂记里记有市井间的谐谑，将金人和宋人的事物来比较。譬如问金人有箭，宋有什么？则答道，“有锁子甲”。又问金有四太子，宋有何人？则答道，“有岳少保”。临末问，金人有狼牙棒（打人脑袋的武器），宋有什么？却答道，“有天灵盖”！自宋以来，我们终于只有天灵盖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