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的物资，通过崇文门运入北京。往来的商贩，赶考的举子，进京的官员，也都要从崇文门经过，因为入关往往要被刁难，就产生了各种段子。如说商民进城，为了省事，都早早在帽檐上放上一点钱，由税吏自取；如说一位山东的布政使大人进崇文门，因为付不起买路钱，干脆行李一丢不要了，我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你总不能再跟我收钱了吧？
皇帝从崇文门的关税里获益多少？从他出手赏人的手笔就可以看出来。如大学士傅恒，乾隆十年到二十六年，皇帝拿崇文门盈余银赏了他13次，数额达十万零一千两。
崇文门是“天子北库”，与之相对，粤海关则号称“天子南库”。乾隆二十二年（1757），皇帝撤销了闽海关、浙海关和江海关，“口岸定于广州”，所有与西洋的贸易，都在粤海关进行，史称“一口通商”。
广州的官员怎样对欧洲商人敲诈勒索，欧洲人有穷形尽相的记录。但与中国贸易诱惑实在太大，他们还是纷纷前来。乾隆曾经多次强调，开放广州的贸易只是对外国人的一种仁慈，对于中国本身并无意义。不论是当时的商人还是后来的西方学者，对这些说辞都毫不相信。有一种估算，乾隆后期，粤海关的收入每年都有至少85万两白银进入了皇帝的私囊。《剑桥中国史》用讥讽的口吻说：“海关监督功绩之大小，视其满足皇帝私人定额的能力而定。”
贡品的奥秘
以《尚书·禹贡》为代表，很多先秦古籍里都有地方诸侯向天子进贡的论述，那本是在没有货币也没有像样的税收体系的年代，天子控制地方的一种手段。既然中央集权的官僚体系已经发展成熟，这些手段自然就该淘汰。但相关内容已经被写进了儒家经典，也就还是被作为一种高尚的传统被保存下来。
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给皇帝送礼显然是一种资格。有学者梳理总结为：一是宗室亲贵，二是中央大员，三是地方大吏，四是织造、盐政、官差，五是退休高官，六是有文化象征意义的人物，比如衍圣公（孔子之后）和班禅额尔德尼之类。
